从所字词义误增论词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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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览.审应》：“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高诱注以为“所”是“此”之误，《汉大》却轻言所之义即“此”。谢姚《忝役湘州与宣城吏民别》：“吐纳贻尔知，穷通勖所蹈。”“知”字实为“和”字之误。“贻”是“怡”的通假，“尔”是形容词词尾，句言对于任免调动是怡然和泰的态度。徐书对此全然不知，以为“尔”是代词，便说下句所字互文，也是代词而大误。其实句言以遵循穷和通的辩证关系勉励自己，句中是所字结构。

八、不明通假

《大戴礼.保傅》：“天子宴私，安如易，乐而湛，饮酒而醉，食肉而餒，饱而强，饥而淋，暑而喝，寒而嗽，寝而莫宥，坐而莫待，行而莫先莫后。”按文理及一连串排比的而字，知“如”字也应通假“而”字，“安如易”犹安而易。《贾子.傅职》引作“安所易”即安于所易，意有小变而结构不同。裴书不明“如”的通假，便议为所字之义。《史记.补三王世家》：“奉法直行，不敢所阿。”言不敢阿亲戚。徐书竟解句言不敢谁何，即误以为阿通何。

九、误用互文、异文作证

互文是个宽泛的概念。同义词，近义词，同类事物词如天地、曰月，反义词，用在对应之处，都叫互文。徐书却以为凡互文必同义。刘孝威《奉和简文帝太子应令》：“九仙良所重，四海更谁倾。”言九仙才是敬重的，还会倾倒于谁呢？被讲成九仙有谁敬重，与原意相反。《史记.六国年表》：“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也被证为所字义为“之”。其实二者并非互文，因可扩展为：物之所始生、物之所成熟。恰好是同一个所字，徐书竟是把有意变化的参差，误看成对应的整齐。你来我往，飞禽走兽，如按这种论证，你我、来往、飞走、禽兽，都成同义的了。

所谓异文也是对多种情况的称说，并不专主一端，徐书也误认为同义词。曹摅《感旧》“今我唯困蒙，群士所背弛”，所一作皆。陶潜《饮酒》“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但一作所。杜甫《病橘》“剖之尽蠢虫，采掇爽所宜”，所一作其。于是都被误释为新义，其实是词义不同而句意相同。

十、采用旧释而不辨误

古代训诂材料有解释句意的，有随文解释词义的，都不是词的确切的义项。《尔雅》《广雅》之类的辞书往往也不是准确、具体的解释词义，而是就意义的某一事理再作上位的归类。旧释也多有失误不当的。因此对于旧释必须再作研究，辨明原委曲折，分清粗细正误，不宜直接而简单的当作词典学的义项而引用。

《汉书.韦绾传》：“君知所以得驂乘乎？”颜注“言何以得驂乘”，是解释句子意思：知道你得驂乘是什么原因吗？由此让人明白“所以”是提示原因的凝固结构，并不是解释“所”字的意思。徐书却误说：颜以“何”训“所”，即何犹如所之证。《晋语》：“各聚尔有，以待归兮。”尔有：你有的。韦昭注“尔有，所有”是不确的，也不需如此加字来解释。徐说则据此说：所犹如尔也。忘记了古人直接解释词义的方法是：x，x也。

《礼记.哀公问》：“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应仍然是处所义，指形势、情况，言不按形势、情况所容许的追求享受。形势、情况之类，也是一种类，所以郑玄注“所犹如道也”。这只能是随文而宽泛的解释。《汉大》却采用为义项。另例韩愈《元和圣德诗》：“生知法式，动得理所。”把“理所”认为是同义词。而《汉大》“理所：理之所在”才是正确的解释。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所”也有“道也，理也”一义。根据就是上引郑玄注。例句《襄公二十一年》：“若上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但《春秋左传注》却解释成：乃其所犹言势所必然。并没有按“乃其理”来解释。而“势所必然”的“势”，正是由“处所”而指形势。

以上虽分十种情况，但往往是相通、共寓而多兼的。如果不是贪求得新义，本是容易感知错误的。对于这些错误如果从词义理论再作归纳，可以总结成以下的重要经验。

1.新义要符合词义的系统性，即与原有的词义有联系性、可容性。

词的多义是从单义发展而来的，不会是杂乱的堆积。误释的那些新义相互之间，或与原有的词义，都是孤立而零乱的，缺乏内在联系。居然对“所”字增加二十多个义项，除了介词外，各类词性都应有尽有。以代词言，就有第二人称、一般询问的“何”、问人的“谁”、问处所的“哪儿”、近指代词、不伦不类的“指事词”等等。词义的系统性正排斥这些杂乱内容。

2.要符合词义使用的普遍性。

一般说，词义是客观的，因而有使用的较大的客观性，借此可以检验释义的正确性。例如，何人、何物、何花、何日、何者；此人、此日、此花、此物、此者，诸如此类的意思，都没有用“所”字来说的，就可以知道认为“所”有“何”与“此”的意思，必然是错误的。其他各新义都可以如此检验。反过来说，所谓那些新义的例句，都集中在所字结构或少量类似的词语中，又透露着是把本来的常义错认庐山真面目了。

3.不能用间接论证来代替直接论证。

词义是由词形和读音负载的，是由某个意义发展来的，是有形成的机制和理据的。这些就是直接论证。归纳法、互文、异文、相关事理或其他，都仅是某种可能性的提示而并非必然，也许可以参证为助，但都是间接性的，非独立性的，不能代替直接论证。不能认知词义的理据，就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所字新释的这些义项，都只是一种凭错觉的认定，顶多只有某种间接助证而误，这样的释义是没有丝毫科学性的。

4.对所释之义要分清“专”和“圆”。

段玉裁注《说文》曾提出字书与说经释义的不同。字书即词的独立性义项的归纳，要求“隐括”；说经仅求句意通畅，可以“各随文意”、“因文求义”，即适当的变通。黄侃又说：“小学之训诂贵圆，而经学家之训诂贵专。”圆，就是每一义项要高度概括，各义间有合理的联系而成系统。专，就是更为灵活具体，对语境更有针对适应性。圆，是词的义项，是词的语言意义，是词的能指。专，是随文释义，是词的言语意义，是词的所指。圆，是根据；专，是变通。圆，是无数次使用和研究之后的结论；专，可以是某一次使用和研究时的变通实践，带有个别的适应性。圆则难，专却易。古书的训诂，多属随文释义的专。现在不少论证议言的新义，也实际是专。所字增义的某些例句如果有优长处，也正是专。论者却不辨这种区别，要把专作为圆，增补为独立概括而可普遍使用的义项，自然是错误的了。王力先生所论的“通”不等于“正确”也还是这个道理。

关于这些问题，可以从所谓“时”之一义再作综合说明。《公羊传.文公十三年》：“往党，卫侯会公于沓。”何休注“党，所也。所，犹时，齐人语也。”按，所之时义是有疑的。公羊氏虽齐人，但诸家未能从《公羊传》《齐策》《齐语》中另有直接论证，现代山东方言也未见称述。而此孤证也还有校勘纠葛。毛本句作：“所犹是齐人语也。”句意或是：党字义为所，乃是齐语。党之所义从乡党词而来，所之时义则无从可知。《公羊》“往党”作往盟之时固然可通，但作“往所”即往会盟之处，也更是通达的。

给“所”的所谓“时”义补增的例句实是各种情况的误说。《经义述闻》有《左传.哀公三十一年》“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时有名不如无名。其实是所字结构，有所有名，同于有所知名、有所发现之类的说法。《大戴礼.本命》：“妇人在家从父……无所敢自遂也。”也是“所敢自遂”的所字结构。句言不敢自由，若强作无时敢自由，反嫌迂涩。《左传.襄二十七年》：“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畏之。”本是用“所以”提示原因，被误断词为“晋楚所，以兵畏之”。《昭公七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与“有所相同”、“有所反对”的说法相同，不是说有时相反。《昭公三十年》：“敝邑之闲，先君有所助执紼矣。”本言如果闲暇必助丧，被讲成：如果闲暇，有时也助丧。把全称判断变成或然判断，打了折扣而误。其实“有(无)所……”是用所字结构来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情况。吴昌莹《经词衍释》之例《尚书.召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即居处，指营建洛邑，文从字顺，“敬作时”则句意不畅。竟然拼凑有“风雨所漂摇”例。徐书又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例，也甚为卑陋。《汉大》又增《聊斋.连琐》“方危际所，遥见一人腰矢野射”。其实“危急所”即危急处，只不过可以换说成危急时罢了。仍是：通不等于确。仍是词义的能指有条件地变成所指而已。时间、为时已晚、少时、其时，诸如此类的词中不能换成所字，就雄辩地说明了：所字必无“时”之一义。

本文可以充分证明周法高先生对某些新义所说“皆望文生训”的断定是正确的。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12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