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字词义误增的否定性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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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言先生主编《世说新语辞典》例也有需辨的。《政事》：“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不知所言，例中是“不知说的(对否）”的习惯性省说，也还可以是“不知说的（是什么话)”的省说。但也可以指没有听到别人说或自己不知该如何说而未说。也指未听懂。“所言”仍是指说的话。

《汉大》增例《史记.张丞相列传》：“陛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侯有郤耶？”按，前问号误，因不是独立的问句，而是叙结果的从句，应标逗号，见中华书局标点本。“所为”即“所以”，连词。《经传释词》“为，犹‘以’也”：“隐三年《公羊传》曰：‘先君之所为不与臣而纳国乎君者’，僖十年《谷梁传》曰：‘里克所为弑者’，《赵策》曰‘所为见将军者’，皆言‘所以’也。故《史记.楚世家》曰：‘秦之所为重王者’，《鲁仲连传》曰：‘秦所为急围赵者’，《秦策》、《赵策》并作‘所以’。”黄侃批本于此条言：“此‘为’即‘以’之借。”论证十分有力。

裴书率先释为近指代词。《吕览.审应》：“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按，高诱注：“‘所非’疑是‘此非’。”即认为所字本误，并不认为有近指代词之义(参见后文叙假设连词义）。《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吏甚怪太宰之亡疾也，乃悚惧其所也。”此所字仍处所义，指工作岗位，句言在工作上兢兢业业。裴书释为“如此”，而文言全无“悚惧于其位如此”的句式，仅此也可知属误。

裴书例《秋胡诗》“佳人从所务，窈窕援高柯”，《文选》本作“此务”是殊词句同的问题。另例同此。柳宗元《天对》：“萍凭以兴，厥号爰所。”即处所义。

《汉大》也有“所非兼爱之心也”例。又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所从来远矣。”所从来，此例指时问。把所字释为“此”，甚为卑陋。《汉大》“所事”条：“指某一件事，这件事。”即误以为是指示代词义所组成的词组。《水浒传》第六四回：“道：‘我们被擒在此，所事若何？’”“事”实际是动词，“所事”犹所作，句言该怎么办，即逃或等死。

裴书又释为“是非”之“是”，即是形容词，犹如“对的”。但从把“鲁邦所瞻”同“鲁侯是瞻”，“唯命所听”同“唯命是听”的对比例，可知实际是认为所字的作用是提前宾语。按，此二例确是宾语前置，但同所字无关。“是”字在宾语前置时或分析为复指宾语，而所对比的例中仍是泛化的所字结构。《晋语》：“除君之恶，唯力所及。”本言只要力量所能达到，“力”是主语，并非宾语。按宾语讲，成为“达到力量”则语病。《孟子.梁惠王》“唯君所行也”，《赵策》“寡人所亲之”，各例都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谓语用泛化的所字结构。后例宾语未提前，前例并无宾语。《墨子.法仪》：“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言有法来衡量，此为兼语句式，“法”是“有”的宾语，又是泛化的所字结构“所度”的主语。兼语式中不可能有前置的宾语。《淮南子.齐俗训》：“衣服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物也。”本言：衣服礼俗之类不是生性本有的，从后天接受而来。是泛化的所字结构。裴书所释尤为奇怪可叹：“所”与“非”对文，可证“所”当训“是”。这却又认为“所”又作表肯定判断的联系动词“是”。而此例却恰恰未用判断动词。

徐书则明言：“所犹‘是’，结构助词。宾语提在动词之前时用之，与‘之’字同。训见《古书虚字集释》。”三例皆甚陋。《山海经.大荒北经》：“大泽方千里(按，方字原脱），群鸟之所解(按，本无之字）。”但是若作宾语前置，恢复正位成为“解群鸟”，意不能明。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惟当之所在。”言实在是正确的地方。之，用在定语之后，“所在”为词。却被误说成“之”同“所”复用，以前置宾语。若按此，“在正确”便不成文意了。

《汉大》也有“用于前置宾语后”一释。一例是“除君之恶，唯力所及。”一例是“唯命所从”。前文已辩误。

黄侃《经传释词》批本于“所”字言：“所本音许，本字为兮。‘兮’，语所稽也。若读齿音，则‘斯’之借，实当作‘此’、‘是’。所，何音近，‘何’音衍于‘可’，故‘所’训‘可’。”即从语音相通肯定了这几项增义。然而，上引有关的例证充分表明这几义都是不存在的，黄侃所论本属迂回辗转的音训，自然也是僻解而不正确了。

裴书：“‘所’，犹‘之’也。（‘之’，口语作‘的’。）”《礼记.坊记》：“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本言防民淫，是泛化的所字结构。《史记.平准书》：“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是由形容词组成的泛化的所字结构，比较少见。例中仅是可以换用“之”字来说。

徐书继补二例。《史记.六国年表》：“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以“之”“所”互文为证。其实本不互文，因可扩展为：东方物之所始生，西方物之所成熟，可见都是所字结构，而“之”是主谓间的助词，位置并不相同，各有所司。

《汉大》：“相当于‘之’，‘的’。”也是上述二例，可见纯是袭徐书。

裴书连词“而”之例，《大戴礼.保傅》：“天子居处宴私，安如易，乐而湛，饮酒而醉，食肉而悛……”，共有十二个“……而……”的排比句，可知“如”字是“而”字通假。《贾子.傅职》引作“安所易”，即安于所易，与原“安而易”结构不同，意有小变。裴书不顾于此，机械地说所字义同于而字。试比较，险而远，能说成“险所远”吗？“而且”能说成“所且”吗？

《汉大》：“表示承接，相当于‘而’。”即“附天所行”例。学术界的共识：例不十，法不立。仅仅二例，要证成一项词义，岂非太轻率了。

裴书：“所，且也，尚也。”仅一例，《孟子.离娄》：“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实为泛化的所字结构。

徐书广其例虽有十四，均误。高适《同群公宿开清寺赠陈十六所居》：“知君悟此道，所未披袈裟。”又《酬裴员外以诗代书》：“是时扫氛锓，尚未歼渠魁。”前例是所字结构，动词性，后例中“未”字虽相同，“尚”字却是副词，却被说成“句法相同”而言所字义即尚。高适《酬陆少府》：“固应不远别，所与路未及。”意言：你离别得实在也不远，我想同你相交，只是道路不通。所与：泛化的所字结构。徐书竟然说，疑当作“所未与路及”言尚未与路及也。误把与字作连词，而“人与路不相及”不成话了。《懊侬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事理是还有二千里，便议所字义为尚。其他例子都是这种把泛化的“所”讲成“尚”的，即被王力先生批评为“望文生义”的释词。

《汉大》“副词。犹尚，还”，袭用徐书二例。

徐书：“所犹‘宜’，形容词作名词。”《硕鼠》“爰得我所”中公认是处所义。朱熹把“爰得我直”的“直”讲成“宜”，徐书便又牵合成所字也有宜义。《史记.伍子胥列传》：“事成为卿，不成而亨，固其职也。”言殉职。《左传》哀公十六年叙此作“固其所也”，犹言死得其所，即死在职位上，所以《左传译文》：“这是应有的结果。”又，僖公二十五年：“《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杨伯峻释言：“亦理所当然，故云亦其所。”沈玉成译末句：“天子也就回到他的处所。”坚持词义本身，所即处所。随句释义，从词义作具体指称，或是职位。再从事理变通为说’即结果、下场、理所当然。但它们并非词义。“固其所也”句，黄侃《略论汉书纲要》训“所”为“本职”。这要一分为二地看，当作通句意，可谓一语中的，画龙点睛。当作词的义项便误。徐书不明词的语言义与言语义，即词义同词义之用，词的能指同词的所指，是既联系而又区别的。于是硬要说所字有宜之一义。并且说：“旧于‘所’字无训，今就《诗经》《左传》比例推知，‘所’当训‘宜’，的然无疑。”果真如此吗？他既把黄侃的“职”义引来作据，又说“但‘职’训‘当”’，而又把它抛开，从而推出“所”亦“宜”也的结论。这是论证方法上的舍其根本，而在随变中唯取所需。再作实践检验，词义是独立性而可普遍使用的。职业、尽职、合宜、事宜、宜人，众多的词中没有一例换成所字的，岂不因为所谓职义，宜义，实在是子虚乌有，只存在论者意念之中吗？

《汉大》：“宜：适宜。”《易.系辞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本言交易的货物各得到用场。言“各得其宜”是引申之说。《后汉书.光武纪》：“乃至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即超过范围，未用在规定的地方。“此事宜”，不能说成“此事所”，就是无“宜”义的铁证。《晋书.谢玄传》：“玄自以处分失所，上疏送节，尽求解所职。”即处分的地方不当。三例都是用词义在语境配合下推导的相关事理来代替词义。

《经词衍释》‘许’有‘多’义，‘所’，亦可训为‘多’矣。”指的是“十许里”、“从弟子女三十人所”之类，表整数之后的零头的用法。这是一种未充分发育的，尚无独立性的用法，只局限在封闭狭窄的范围内。片面地说许字所字有“多”义已属不当，例证自然可疑。凡言“无所辱命”即未曾使任务、职责受损，吴书却讲成“皆言无多辱命”，换言之即曾有一点受辱。又以为《经传释词》视这个所字为语助不妥。不妥的其实是吴书。

裴书：其也。《史记.孝武本纪》：“少君者……匿其年及所生长。”是隐瞒出生地。所字结构指称地方，《封禅书》叙此作“及其生长”。便据以为所字有人称代词“其”一义。《管子.心术下》：“至不至无，非所人而乱。”此句所字费解，所以校家都议言校勘，此不及。就论证词义言，宜选无其他疑义或妨碍的典型例句。连这种例句都选来，倒正透露出饥不择食的窘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焉用作坛以昭其祸？所以告子孙无昭祸焉可也。”“所以”是提示原因的连词。《庄子.渔父》：“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所以”指原因或方法。陈鼓应译文：事亲求安适，不问为什么。裴书却说其字与所字互文同义。因为它们都在第三个字的位置，难道在同一位置的“事”和“饮”，“亲”和“酒”，都也是互文同义的吗？“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一般是讲为假设连词的，裴书却解成“其可道也”来给例证充数。

徐书：“所犹‘相’，副词。”贾谊《鵬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鶡冠子》作：“祸兮福之相倚，福兮祸之相伏”，把这种情况也称为互文而以证同义。对于这种把无理当作公理频频使用来证新义，你有理也说不清了。我们可顺着对方的逻辑来仿照演绎。既然因互文而所字义同于相，自然相字也就义同于所了。这也是无人议说的新义，然而徐书却也避言。“祸兮福所倚”中也可说成：福或倚、会倚，是否要立论又有“或”“会”义呢？也可说成：祸兮福倚，即不用相字，是否相字又是无义助词呢？

徐书：但，转折连词，陶潜《饮酒》之二十：“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异文作“所恨”。其他例句类似，都是所字结构。

徐书：尔，第二人称代词。《晋语三》：“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尔有：你们有的。韦昭注“尔有，所有”是不确的，不应加字来解释。徐书却作为根据：即以“所”训“尔”。陆机《齐讴行》：“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复将去，长存非所营。”徐书言：“所”与“吾子”互文，“所”犹“尔”也。按，这都是大错特错的。“所”与“吾子”不是“互文”。“吾子”也不是“尔”的意思。诗中言：“天道有迭代，人道无久盈”就是主题。这是一首哲理诗，“长存非所营”即停滞不变并非历史和自然运营的规律。仍是所字结构，“所”绝非“尔”义。至于“吾子”那是用典。《左传.昭公二十年》：“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吾子，是借用晏子的口吻称齐景公。论者把此误认为赠言诗，在诗中寻找“尔”的同义复说，阴差阳错的抓到所字头上。

徐书又释为“谁”。《左传.定公十三年》：“二三子唯所欲立。”意思是：按你们所愿意的立吧。徐书言《史记.楚世家》作“诸君欲谁立”，可证“所”之义即“谁”。其实《楚世家》并未叙此事，无此句话。《吕览.有度》：“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是说没有效果，行不通。徐书变说成“无谁行”与原意不符。又，《节丧》：“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这仅是从事理说谁也免不了一死，原文却只说免不了，并没有用代词“谁”。刘孝标《奉和简文帝太子应令》九仙良所重，四海更谁倾？”言九仙才是所敬重的。徐书以互文讲成：九仙又有谁确实敬重？完全讲反了意思。

《中国语文》1987年第6期，日本学者太田辰夫《中古（魏晋南北朝）汉语的特殊疑问形式》所论的第四种是“何所”。例句如：“君欲何所觅？”“欲何所说？”“当何所有？”“当何所为？”太田先生立论：“中古的‘何所’，应是一个词，意义跟‘何’一样，已经词尾化了。”我们当然承认“何所觅”是觅何之意，但并非“所”字就是词尾化的性质。“何所觅”之类的断词只应是“何？所觅”，即“何？所”，仍然是泛化的所字结构。仅从意义而言。“何？所”等于“何”，由此就令太田先生错误以为“何所”成词，而所字无义，呈现出词尾化的倾向。

对某些词进行增补新义是多见而正常的研究，但是在二千多年中对所字持续积累新增二十项之多，是非常典型的。却又全不能成立，也是值得反思的。从语言理论说，词义是有系统性的，而这些增义除形容词、介词外，其他各类词性都有。应当说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有的。这就暴露出研究者只图增补新义，而疏忽用理论作宏观和原则的指导。许多新义的提出，例句的论证，又非常粗疏，轻率，甚至成为笑话。这又暴露出学风欠谨严，方法甚不科学。可以说全凭求新义的心理和初步语感的支配。这其实仍然是疏忽了词义理论的指导。

(原载《固原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