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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来了一群雁。也有成双,也有孤单。成双雁密密杂杂实好看,孤单雁飞来飞去飞的慢。只看成双,不看孤单。看孤单,惹起奴的心头愿,惹起奴的心头愿。
《万花小曲》中:
从南来了一行雁,也有成双,也有孤单。成双的欢天喜地声嘹亮,孤单的落在后头飞不上。不看成双只看孤单,细思量你的凄凉和我是一般样。
《马头调.一群雁》:
从那飞来一群雁。(一字排青天。)也有成双,也有孤单。(声声怯秋寒。)成双雁飞来飞去实好看。(翅儿相连。)那孤单飞来飞去飞的慢。(光景可怜。)只看那成双莫看孤单。(不是心偏。)奴命苦空有成双不见面。(合雁是一般。)看孤单想起奴孤单好心酸。(加倍伤惨。)
聊斋小曲《一群雁曲》:
从那飞来一群雁?一字排青天。也有成双对,也有那孤单,声声张秋寒。成双雁飞来实好看,翅儿相连。那孤单飞来飞去,飞的慢,光景可怜,光景可怜。只看那成双,莫看那孤单。不是心地偏。奴命苦,空有成双不见面,心思定合观是一般。眼看孤单,想起奴孤单,心内酸,加倍伤惨。
至于其他13首所谓聊斋小曲与《马头调》,以及此相关的《马头调》与《霓裳续谱》中《寄行草》、《北河调》相应小曲传承的文句关系,这里不再具体对比,读者可据前文表中所示页数复检。
马振方先生虽说附编中的小曲真伪难定,但实际从宏观上认为很可能是蒲氏之作。理由之一,“写男女情爱的,约占六十三首的百分之九十,……这不仅使人想到《聊斋志异》中那些多情的女性形象,更与某些聊斋诗词及《志异》中的小曲情味相合,格调相近。蒲松龄是写得出这样的抒情小曲的。”
然而,《聊斋志异》或《聊斋俚曲集》中男女情爱内容,是依附于全局的,在格式上没有一处与《马头调》有关联,即与这些小曲无关联。如仅从大致内容上谈可能,那冯梦龙编选的《挂枝儿》和《山歌》中的许多抒情小曲,多情的女性形象,蒲松龄和其他作家也写得出。这个理由没有论证意义。
理由之二:“有附记的四首小曲,其写作时代最早是康熙五年,最晚是康熙十三年,时间相当集中。不仅恰合蒲松龄的生活年代,且正当其青、壮年时期(二十七岁一三十五岁)。在那样的年代写出这类小曲更是十分自然的事。”这种泛说“可能”也无实际意义,而且正与论者“不能以局部推及全本”之言相矛盾。
至于说到个别小曲后的“附记”文字,也很值得一辨。第10首《露水珠儿》是从明代民歌传承下来的,文字对比如下。
冯梦龙编《挂枝儿》卷入《荷》:
荷叶上露水珠儿一似珍珠现。是奴家痴心肠把线来穿。谁知你水性儿多改变,
这边分散了,又向那边圆。没真性的冤家也,活活的将人来闪。
《霓裳续谱》卷四《荷叶上的水珠儿转》:
〔寄生草〕荷叶上的水珠儿转,姐儿一见用线穿,怎能够一颗一颗穿成串。不成望水珠儿大改变,这边散了那边去团圆。闪煞了奴,偏偏都被风吹散。后悔迟,见面不如不见面。(重)
《白雪遗音》卷一《马头调.露水珠儿》:
露水珠儿在荷叶上转(颗颗滚圆)。姐儿一见忙用线穿(喜上眉尖)。恨不能,一颗一颗穿串(排成连环)。要成串,谁知水珠也会变(不似从前)。这边散了,那边去团圆(改变心田)。闪散奴,偏偏又被风吹散(落在河中间)。后悔迟,当初错把宝贝看(叫人心寒)。
所谓《聊斋小曲》的《露水珠儿曲》:
露水珠儿在荷叶上转,颗颗滚圆,颗颗滚圆。姐姐一见,忙用线穿,喜上眉间,喜上眉间。恨不能一颗颗穿成串,排成连环。要成串,要成串。谁知珠儿也会变,不似从前。这边散了,那边去团圆,改变心田。闪杀奴,偏偏又被风吹散。被风吹散,被风吹散,落在河中间。后悔迟,当时错把宝贝看。叫人心寒,叫人心寒。
附后:康熙十有三年仲夏,阴雨连朝,水流如注。欲出游而不得,寂寞殊甚。偶作闲散短曲,借以驱散睡魔耳。
对此可有二议。从所谓聊斋小曲把原《马头调》每句后整齐一致的“把”,改变得或有或无,零乱不堪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马头调》在晚清己不传唱,成为纯粹纸上阅读作品之时的抄录品,绝对不会是蒲松龄所作。所谓的“附记”更是藏者的作伪。作品清楚明白地交代,是从“露水珠儿”叙写,附记却说在“阴雨连朝、水流如注”的情况下写成此曲。附后的文字成了作伪的铁证。
这是马振方所编的《聊斋小曲》中入附编的一篇伪作。列入正编,定为蒲作的也有以附记为证的三篇,其实那附记也是有作伪破绽而不可信的。
《尼姑思俗曲》是以五更为序,前四更详写小尼姑与书生梦中交欢,第五更醒后打坐诵经。结尾内容是诵经时有上方神道来点化她,今后且不可思念红尘事。“小心着造下祸,五雷又来轰。训话罢,一阵风,无了踪影。有小尼才知道,上神把话明。从今后禅堂苦苦去修行。从今后回禅堂苦苦去修行。”蒲松龄不会去写这种庸俗而宣传宗教的作品。
“附后:康熙十有二年,暮春之初,寂寞殊甚,与高念东徒步而游。偶至邑城东北之故有莲花庵,即同入随喜。上方佛殿遍览既毕,径憩于禅堂。俄一小尼蹀躞献茶。窥其意旨,颇有思俗之念。偶成此曲,兹记之。不无世有小补焉。柳泉氏作。”
小尼献茶之倾,蒲松龄即“窥其旨意,颇有思俗之思”,即对蒲松龄有恋念之情,是否合情合理且不计。他反刻意写此篇以警世,先生34岁时已成十足的道学卫护者,与著写《聊斋志异》的作者,岂非判若两人。
《夜雨思夫曲》是平庸的一般文字,对夫为如何人,无一字提及。“附后:康熙五年秋月之初,有邻村之贤妇者,但伊夫素嗜韩寿之癖,如适其性,恒终夜不归;而是妇辄于风宵雨夜而伺之,以为常。兹以素悉其概,故作是曲以志。松作。”但仅五更思夫,不可称为贤。附记与作品并不相承,是他人作伪。
《新婚宴曲》内容一般,文字平淡。文后“特志事略:康熙六年,仲春之月,适在王村,课蒙为业。有村古城,偶往游焉,访故人耳。作席地谈。某人比邻,素亦旺族,吉期合卺。新婚之夜,交杯换盏,情爱异常。人生极乐,孰比于斯?岂吾慕之,人人慕之。故作此曲,永久志之。”蒲松龄康熙三年起在李希梅家中读书,“忽忽数载”,“不会课蒙为业”。康熙十一年时,才在西铺毕际有家坐馆。“偶往游焉,访故人耳”自相矛盾。实为作伪明证。
马振方先生说:“前三则(按,入正编的三曲的‘后附’)不仅道出创作的时间和缘由,同时也叙明本事委曲,与作品内容相辅相成,若合符契,对理解作品很有帮助。这样的附笔须出于真情实感,只有原作者才写得出,不大可能是伪造的。末则虽无委曲本事,却也自然、浑成。因久雨、寂寞而作曲,其情可以想见,不会有人伪造这种无谓的附笔。此曲以露珠的短暂比喻情人变心,也是以‘阴雨连朝’,处处水珠引起的联想。可见附笔与正文仍有关联。另一首《细细雨儿曲》题下附注:‘连阴不晴,遂作此曲。’与《露水珠儿曲》的附笔极其相似。由此可见作者的一种写作习惯。总之,这些附笔为原作所有,不似后人伪造。”
马先生并未仔细读那四则附记,未注意自身的破绽和与作品的不符合之处。至于《细细雨儿曲》题下附注此语,也与正文不合。作品的情节是外边作生涯的情人到回家时遇雨。“湿透了衣服,不值什么,怎么回家?”所以“告老天,这阵雨儿住了罢”,并不是“连阴不晴”的情况。而且此曲是从《白雪遗音》抄来的,《白雪遗音》中又是从《霓裳续谱》中转变来的。
马书《聊斋小曲》第38首《岂有此理》也是从《白雪遗音》抄录的。但题下增加了注语:“王与妇谈文之语一口头语,故作此曲。”“王”是何人,曲文中丝毫不及。曲中仅“先有你来后有他,何必争差……争肯疼他,将你撇下”一句,只言“你”,并无姓王的交代。先后二男与一女情恋,也不是夫妇关系。只及争风吃醋,所谓“谈文语”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胡扯。曲中也没有什么“口头语”。马先生对此则牛头不对马嘴的题注,便不作论理,是不应当的。此注可反证其他附记,题注也都与曲文不符而作伪。
本文前面已叙,那些小曲从《白雪遗音》抄来时,连两处讹字都照抄了。这里再补一例,原《红日归宫》马头调,被抄存者误分裂为相连的《红日归宫》与《学生思情》两曲。原曲:“梦见一人,手举刚峰,惊醒了梦景。”其中“刚峰”为“钢锋”之误。《聊斋小曲》换成“刚锋”。虽改正为“锋”,却仍袭“刚”之误。原文:“原来是梧桐叶落风吹动(月移花丛)。”抄录成:“原来是梧桐叶落,风吹月移花丛。”试问不是抄录之误,蒲松龄会写出这种病句吗?
众多的破绽汇成结论:这些小曲是从《白雪遗音》抄传的,那些附记、题注,又是别人作伪的。
现在再回到关德栋先生早年所分析的三种可能上来。
马头调产生于乾隆时。康熙五十四年已去世的蒲氏怎会辑录到它们如此之多呢?连乾降九年刊刻的《万花小曲》虽有不同曲调11种之多,却连一首《马头调》都没有。如果这些小曲是蒲氏时代的其他小调,说蒲氏“删改订定或拟作的新词”,不无可能。然而它们又是清一色的马头调,当时并无;而且都有它们的原本作证。这便与蒲氏无任何关系了。唯一的可能,只能是:“后人以流行的时调小曲托名伪作。”不过,作品本身不伪,是抄录流传;系名于蒲松龄,便是无意之误或有意作伪。
日本友人平井雅尾先生在医业之馀捜集蒲松龄遗作,令人感敬,成绩也不小,详见《聊斋遗文七种》的另几种。但因平井先生对我国明清时民歌时调不详,遂使所谓大量的“聊斋小曲”名噪一时。而马振方先生也因证成蒲作的心切,未审慎考核。既未理会关德栋先生的分析,也未核查《万花小曲》、《霓裳续谱》、《白雪遗音》等,便不知它们实是有关的《马头调》的小曲的讹误传抄。
这44首占“聊斋小曲”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些小曲不是蒲松龄所作的断定,对于其他聊斋小曲的真伪,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参据。又,《聊斋小曲》附编中第42曲《女姑思夫曲》,有两段,实为不相关的两曲。第二曲是:手捧着,文王课,深深的朝下拜。未低头,泪珠儿,滚滚落香腮。为的是郎才,为的是郎才。求菩萨断下个明白来,明白来。保佑着在外的人儿身体多康泰,身体多康泰。一问他,可还好;二问他,可发财;再问他,他偷情的那种性情改了是没改,改了是没改?
这是从冯梦龙编《挂枝儿》卷三《问课》脱变的。试对比:
手执着课筒儿深深下拜,战兢兢止不住泪满腮。祝告他姓名儿,我就魂飞天外。
一问他好不好,二问他来不来,还要问一问终身也,他性情改不改?
改作显然比原作逊色而庸俗。
研究、发掘蒲松龄的佚作,目的是研究作家的创作真实情况,彰显他的成就和伟大。把极为后时的民歌的拙劣传抄品说成蒲松龄之作,不仅有损作家,而且还形成一些混乱。日本医生平井氏在20世纪30年代轻信它们是珍贵的蒲作,也是可以理解,现在的专项研究却也认同,便更为草率,所以笔者作正面的论证驳议。
(此文曾呈袁世硕先生求指正,袁先生径直推荐给《蒲松龄研究》。我与袁先生不识,对袁先生学术之德,此致敬谢。原载《蒲松龄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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