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的多元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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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怪文学的解读模式

古代有许多神秘文化的说法，时至今日还未得到科学而彻底的研究，“蛊”是其中之一。当代研究“蛊”的论著不少，都说它是一种巫术，完全认可古书所说的“蛊”和它的危害。有的并用现代医学、心理学、病理学、药物学等给那些危害来做“科学性”的证明。所谓某种巫术可能是实有的，而所说的那种非理性的效果只能是骗人的。既承认是巫术，又相信它的效果，就没有科学的立场和观点，便是自我矛盾的二元论。

笔者认为那种培养“蛊”以损人利己的巫术是没有的，它们是志怪文学的艺术产物，是智巧性的骗人故事。是汉语多元文化的类型，包含着历史、医药卫生、语文、文学、迷信等因素。我们应当用科学的立场和观点，用新的方法做具体而深入的研究，而不应被“蛊”牵着鼻子走，完全相信那些奇异的内容。

一、“蛊”的历史解读

要揭破蛊的神秘和迷信，先需要对比早期的平实说法。蛊的神秘化基本是从晋代开始的，在以前，“蛊”字有多种含义，都是指实有的事物，并无神秘性。

“蛊”的本义是吃谷物的螟蛾。《左传.昭公元年》：“谷之飞亦为蛊。”但谷并不能飞。杜预注：“谷久积则变为飞虫，名曰蛊。”)《论衡.商虫》：“谷虫曰蛊，蛊若蛾矣。粟米鐘热生蛊。”页)可见，所谓蛊，就是指由“螟”而“蛾”。先吃稻株等的心部，后来吃谷粒等。“蛾”就是螟变态发育的成虫。

“蛊”，也指有害的热毒气。螟蛾生于夏季炎热之时，因此，把夏季的热毒也叫蛊。《史记.秦本纪》：“（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184页)《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573页)《史记.正义》：“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曰‘初伏’……。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按，磔，禳也；狗，阳畜也。以狗张磔于郭四门，禳却热毒气也。”是说开始设立“伏”这个祭祀节日，在祠中祭祀，又在郭城的四门杀狗，即涂狗血作“血衅”。

“蛊”，也是其它某些害虫的统名。《周礼.秋官.庶氏》：“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檜之，嘉草攻之。凡殴蛊，则令之，比之。”郑氏注：“毒蛊，虫物而害人者。888页)令，命令；比，组织群众。都是公开性的。《周礼.秋官.剪氏》：“剪氏，掌除蠹物，以攻崇攻之，以莽草薰之。凡庶蛊之事。”郑氏注：“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虫鱼亦是也。”所谓“虫鱼”，即蠹鱼，俗名吃书虫。庶氏所除的是使人致病的害虫，剪氏所除的是损害器物的害虫。统称为“蛊”。“以攻说褕之”、“以攻崇之”，是说在特称为檜、崇的祭祀中，宣读对害虫数说罪状而攻击驱逐的词令，韩愈《祭鳄鱼文》、柳宗元《骂尸虫文》、《宥蝮蛇文》、《逐毕方文》等，应就是由此仿写。实质性的措施是用有芳香味的草来薰，统名叫嘉草，具体的一种叫莽草。

《汉语大词典》蛊：人腹中的寄生虫。《周礼.秋官.庶氏》：‘庶氏掌除毒蛊。’”这是错误的。

“蛊”,也是病名。《素问.玉机真脏论》：“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151页)症状或病因是“冤热”，与夏季的热毒叫蛊相承。

“蛊”，也用为动词：迷惑。中热毒之气的中暑是昏迷，引申而指思想情感的迷惑。《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生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又，“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把“内热”与“惑蛊”并提。又，“‘何谓疾？’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曰蛊。’”《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1781页)筑室于她的宫旁，为她跳《万》舞，就是要她受迷惑。《哀公二十六年》：“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2182页)

汉代把埋木偶人使某人得病的巫术叫“巫蛊”。蛊，指受害昏迷。

可见，这种种蛊都是实有的，文化要素有三：一，对客观的暑热、螟蛾危害的认识。二，科学的防御方法是用芳香性的草熏。三，非科学的防御方法是用狗血禁忌和下诅咒性的驱逐令。四，埋木偶巫术用“蛊”称名，即巫术与“蛊”有了瓜葛。后世对一、三、四这三项因素都继承而又变易，再增加繁饰因素，于是产生了许多神秘和迷信的说法。

神秘和迷信说法是从晋代开始的。共也只有四条志怪说法。《捜神记》卷十二有三条：“余外妇姊夫蒋士，有佣客，得疾下血。医以中蛊，乃密以囊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蛊者，乃张小小也。’乃呼小小，亡云(按，“去”字之误）。今世攻蛊，多用囊荷根，往往验。囊荷或谓嘉草。”“潘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余伯妇与寿妇食，吐血几死，乃屑桔梗以饮之而愈。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豕，或为虫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荥阳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人皆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157-158页)《捜神后记》卷二有一条：“昙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饮食，无不吐血死。游尝诣之。主人下食，游依常咒愿。双蜈蚣，长丈余，便欲盘中跳走。游便饱食而归，安然无他。” (12页）

这些说法最大的改变，蛊是为了伤害别人而专门饲养的。它可以变成狗、猪、蛇、蜈蚣。可以隐形在食物中。但是，对最关键的一点即蛊的本体是什么，却没有说明。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有许多繁衍，总的特点，一是越说越神秘可怕，一是越说越分歧而互相矛盾。有关文献，一般研究蛊的论著都有引录，本文只在后面分析具体事项时，引及相关的局部。

二、医药卫生事理的解读

古代无降温设施，清凉饮料又少，对夏季的热毒特别敬畏。《吕氏春秋.仲夏纪》描写五月的气候：“其日丙丁其味苦，其臭焦。”是说火神发威，人口干舌燥，吃什么都似味苦，空气像焦灼了。又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44、45页)是说白昼达到最长之后转为渐短，黑夜则渐长。有的作物已成熟，有的正在成长。是害虫繁殖、活跃时期，有的夏令疾病还会使人死亡。

同文还说人们在夏季要调节生活方式：“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止声色，无或静。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大致是说：清心寡欲，减少房事,清淡饮食,节制活动。国家也有相对的措施：禁止砍伐树木烧炭。城门日夜不闭，集市贸易不征税。对在押重犯，暂缓刑罚，增加饮食。不是紧急的劳役暂缓。而这些都是以调节阴阳二气使其和顺的哲学理论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一种指导思想，至于具体事项，未必有充分的合理性。端阳节就由此而来，此不详及。

所以，早期“蛊毒”的文化内涵正就是对夏令热毒和医药卫生认识，后来的志怪说法虽把它变说为种种神奇怪异情况，但仍然有这种本原的影迹可寻。

说蛊虫要在五月五日开始培育，实际就是对早期把热毒叫“蛊”的遮掩性说法。等于说：蛊就是热毒，以五月五日为甚。

《捜神记》：“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159页）

《夷坚志》补志卷二十三《黄谷蛊毒》：“(蛊)凡饮食药饵皆可入，特不置热羹中，过热则消烂”(1761页）

《乾州厅志》卷七：“苗妇能巫蛊杀人，……必密设一坛，以小瓦罐注水，养细虾数枚，或置暗室床下土中，或置山僻径石下。人得其瓦罐焚之，放蛊之人亦必死矣。”

近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十《苗族》：“大约其用蛊，恒在冷茶冷酒中。”近人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闻有一蛊妇设坛在家……烧温水为神沐浴，不意为小儿所见。翌日，妇上山工作，小儿仿效之，烧沸水为神偶沐浴，将蛊烫死。中有一偶即为蛊妇自己之魂所附。妇在山上工作，即已自觉，返家换衣后，即气绝身死。”(200页)

这几则都是说蛊怕高热，这分明是承早期把热毒气叫蛊而来的异变。从“同性相斥”设计志怪情节。类似的“同性相斥”神秘文化个体又如：说人逢本命年必有灾；婚俗有同属相必相克的忌讳。甚至说，长于什么武器的人必死于持这种武器的敌人。“以毒攻毒”式的众多巫术都是此类。

飞蛊会发光。鲍照《代苦热行》：“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文选》李善注：“行晖，行旅之光辉也。”实误，行旅的光辉是什么特别的光辉呢？它怎么能使人病呢？杨慎《丹铅录》：“南中畜蛊之家，蛊昏夜飞出饮水，光如曳彗。”黄节据此认为“李注非”。 (83页)《续禄劝县志》：“（云南禄劝县)土俗畜蛊，或鼠蛙之类，夜放晓收。其出入有金光。” (487页)清东轩主人辑《述异记》：“偶坐晚堂，见空中有流光如帚，似彗星之状。问之胥吏，云此名‘蛊’。乃蛇蛊也” (488页）

这又是另一种假中含真，透漏出把热毒气叫蛊的本源。因为热、火、光，是同一事理。近人王世祯《中国民俗风情》：“篾片蛊的害人是将竹篾一片，长约四五寸，悄悄的把它放在路上，行人过之，篾跳上脚腿，痛得很厉害。久而久之，篾片又跳入膝盖去，由是脚小如鹤膝，其人不出四五年，便要一命呜呼了。石头蛊的害人是将石头一块，放在路上，结茅为记，但不要给他人知道。行人过之，石跳上人身或肚内，初则硬实，三四个月后，更能够行动、鸣啼，人渐大便秘结而瘦弱，又能飞入两手两脚，不出三四年，其人必死。泥鳅蛊的害人是煮泥鳅给人吃，食罢，肚内似有泥鳅三五个在走动，有时冲上喉头，有时走下肛门。如不知治，必死无疑” (140页）

这种说法极为离奇古怪，绝对不是真实的，它的附会途径完全出人意料。所谓石头蛊是从牛黄、狗宝、淋石等“结石”生发的。《本草纲目.淋石》：“此是患石淋人尿中出者，正如小石，收之为用。此是淫欲之人，精气郁结，阴或煎熬，遂成坚质。”而“淫欲”就是《左传.昭公元年》：“近女室，生疾如蛊。”“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借此把结石与“蛊”附会在一起。动物和人体内的结石，也是一种“臌”或“痼”病，暗中谐音成“蛊”。泥鳅谐音“疑遒”：你应当对这个说法大大的怀疑。这是一层。泥鳅也是鱼，谐音成“愚”：这种说法是在愚弄你呀。你相信了的话，就愚蠢太甚呀。所谓“篾片蛊”，是谐音“蔑、骟”。蔑：没有（此事）。我是说假骗你呀。所谓篾片、石头“跳”到人身上，是谐音“调笑”的“调”：是开玩笑的话。所谓“结茅为记”，其中是谐音“冒”，指本是胡说乱说。这样解释岂不也是离奇古怪，有什么依据呢？依据就是志怪文学的规律。例如著名的“青蚨还钱”，有谁能证明青蚨是什么虫呢？它一名“鱼伯”，正是“愚百”或“愚伯”的谐音。你信了它，就是百倍的愚蠢，就是笨伯。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学术界对神秘文化没有实质的研究，不知它的“趣假性”，自然或许会以为我的解释岂不是也离奇古怪。请参阅《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七辑拙文《“圣人异相”考释》。

三、“蛊”的语言文字解读

《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说“蛊”是会意字。皿，代表装谷物的器皿。虫，是其中的螟蛾。从“谷”再把“蛊”读成同音。这些都是合事理而平实的，但辞书还无如此简明的解释。

我国神秘趣味文化的一大特色，一种拿手好戏，就是利用语言文字手段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无作有，把有作无，从而形成大背事理的“睁着眼睛说瞎话”，形成莫名其妙的怪异性。志怪故事如此，“蛊”的志怪故事自然也如此，限于篇幅，仅辨析十一种具体情况。

(一）《左传.昭公元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曰蛊。”这个意思《国语.晋语八》说成是：“是君不飨谷而食蛊也，是不飨谷而食蛊也，是不昭谷明而皿蛊也。夫文，‘虫’‘皿’为‘蛊’，吾是以云。”三国吴国韦昭注：“皿，器也。为蛊作器而受也。”已经把“皿”解释成饲养蛊虫的器皿，可见当时已有这种志怪说法。南朝梁顾野王《舆地志》：“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食饮中，人不觉也。其家绝灭者，则飞游妄走，中之则毙。页)还都没有怎样饲养的说法。《隋书.地理志下》：“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相自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之以杀人。” (887页)《本草纲目.蛊虫》：“造蛊者，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取其存者为蛊。故字从虫，从皿。皿，器也。”

这是虽神秘却无任何事理性的谎言。虫各有自己的食谱，不是比它弱小的都吃。虱能吃蛇吗？蛇可以吃许多种虫，但在一年内，只吃包括虱、蜥蜴、蜘蛛、蜣螂等99只虫，岂不饿死？无毒蛇即令吃许多毒虫，也不会变得有毒。毒蛇吃许多其它毒虫，也不会增加毒液。

但谎言也不是凭空捏造，而是见缝插针的投机取巧。虫，繁体作蟲。所以“蛊”字本来作“蠱”。从“三虫”生发，从而付会出“百虫在皿中自相残啖，最后存活的自然最凶恶，就是蛊”的说法。

《说文》：“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此释并不全面，疏忽了积谷生虫和热毒等本义。“腹中虫”也无文献根据。段注力辨此话非字面之义，而指由外到内的冲击祸害。“中、虫，皆读去声。《广韵》、《集韵》皆曰：虫，直众切。虫食物也。亦作舯。腹中虫者，谓腹内虫食之毒也。自外而入故曰中；自内而蚀，故曰虫。此与虫部‘腹中长虫’、‘腹中短虫’读异。”是说：虫是动词，义为“蚀”。“蛊毒不一，皆是变乱元气”的解释也不确。虫各有各的元气，自相残杀而食，无所谓把其它动物的元气与自己的混杂。即令混杂，为什么就成为吃人的蛊呢？人吃许多动物，只是吸收营养，并不变乱元气。按那样解释，人岂不是都成了蛊？

(二)秦德公时用涂狗血禁忌。对于神灵，是以三牲为祭；热毒是伤害性的，不是敬祀，而是祈禁它的危害。敬的形式，禁的内容。“狗”是谐音为“苟”，指热毒伤人为“苟”。热与狗没有关系，但经过“苟”的事理中介，有了“热一苟—狗”的联系。把“苟”的事理隐蔽，就是“热——狗”的志怪性联系。

《捜神记》：“潘阳赵寿，有犬蛊。时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蛊有怪物……或为狗豕。”神异的“狗”，传示的实际仍是“热一一苟”的事理。

梁陶弘景《神农本草经》：“近城市人以空罌塞口，纳粪中，积年得汁，甚黑而苦，名曰黄龙汤。治温病垂死者，皆瘥。页)温病就是热病。《本草纲目》言黄龙汤治“蛊毒百毒”承此。而《述异记》：“中斯(按，即蛊)毒者，唯自投粪窖中，稍或可解。”便是趣假说法。按，“黄龙”谐音“黄弄”：是黄色的大便弄成的。《本草纲目.狗》：“俗又讳之以龙，称狗有乌龙、白马之号。”仿“乌龙”而故意把“黄龙”别解成指黄狗。黄龙治蛊，实际是说“黄狗治蛊”，仍然是“热一狗”的假事理，不过是反向转化罢了。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猪亦可放(指用猪变蛊），狗则不能。故蛊妇怕狗，不吃狗肉。”其实也是从同性相斥而趣说的。

(三)《黄谷蛊毒》等说：蛊吃人五脏。临绝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形状不一。这种附会的机缘是《周礼.剪氏》“剪氏掌除蠹物”的郑氏注：“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虫鱼亦是也。”其中的“穿食人器物”本是说蠹鱼这种蛊虫打洞蛀蚀人的器物。“食”通“蚀”。“人”是“器物”的定语。好事者卖弄聪明，把“穿”字移到后面，变成“食人器物而穿‘食人器物”意思变成蛊虫吃人的五脏，“穿”成为指再“穿透出来”的“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形状不一”。

(四）《捜神记》说中蛊毒的症状是“吐血几死”。唐《朝野佥载》：“江岭之间有飞蛊，……中人即为痢，便血。”中暑会有恶心、吐泻。把“吐泻”谐音成“吐血”，或把“泻”换成复说的“便泻”，再谐音成“便血”。

(五)《新唐书.方技.甑立言》：“诊曰：‘腹有蛊，误食头发而然。’令饵雄黄一剂，少选，吐一蛇如拇，无目，烧之有发气，乃愈。(5798页)《酉阳杂俎》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尝中蛊……夜又梦吐大蚓长一肘馀(按，时是印度量词，一肘是横列二十四指宽的长度）。”

治疗吞下头发就应当使头发吐出。变说成：头发在腹内变成如蛇的蛊，打出来的蛊就是蛇或蚯蚓。其实是从人吐出蛔虫来附会的，而这又是从《后汉书.华佗传》仿来的。“佗闻其呻吟，驱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醋，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见佗北壁县此蛇辈约以十数。”所说的“蛇”不是字面意思，而是从蛇的俗名“长虫”指很长的虫，即蛔虫。《说文》：“蛇：虫也。从虫而长。”但“长虫”作专名才是蛇，作一般说法是长的虫。《后汉书.华佗传》使用了语文的歧义手段，把一般的说法故意别解成专名，来誉说华佗的医术。这是方技书的说法。这个“蛇”字的曲折至今还无人揭明，借助蛊的研究却得以明了。蛊而吐虫，透露出原型必是对腹内多量寄生虫纠缠而鼓成疙瘩的趣说，“蛊、鼓”的谐音曲折。

(六)唐刘恂《岭表异录》卷二：“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胪胀成蛊。”页)《夷坚志》三志壬卷第二《聂伯茂钱鸽》：“临川聂伯茂，……病腹下气蛊，病块如覆盆。积日不差，仅年余而卒。”又同书丙志第八《顶山回客》：“忽得蛊病，水浮肤革间。……问之曰：‘病几何时矣？此乃水肿，吾有药能疗。’……应手水流，溢于塌下，宿肿即消。”（434页)这些故事中的“蛊”实际是“臌”字的谐音，指体有肿块或浮肿鼓起。用“蛊”字是受了神秘的“蛊”字的影响。但对病的原因和症状并没有说是被人放蛊暗害。

(七)《夷坚志》丁志卷一《挑气法》：“从事郎陈適力为德庆府理官，鞠一巫师狱。巫善挑气。其始与人有仇隙，欲加害，则中夜叩门呼之，俟其在内答应，语言相闻，乃以气挑过。是人腹痛肚渐胀，日久，腹皮薄如纸，窥见心肺，呼吸喘息，病根牢结，药不可治。狱未成而死……。此妖术盖有数种。或咒人使腹中生鳖者。或削树皮咒之，候树复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以治法” (543页）

“挑气”的意思不易明白。从具体情况分析，是如下的曲折：过一迈一卖一粜一挑。过，是把气吹过去。得传染病，方言也叫“过病”。把“过”换为同义的“迈”，又换为同音的“卖”，又换为口语同义的“粜”，又换为同音的“挑”。这种多次曲折转换的表述，唐代专门叫“三折语”。呼名而答应便得病，又是利用神秘文化的名字崇拜。从受气得病来说，如中医所言，“郁气得鼓胀病”，即又是“鼓、蛊”的谐音。而“使人腹中生鳖者”，“鳖”实际是“憋”的谐音作假。削树皮为蛊，又是“皮、痞”的谐音作假。憋、鼓、痞，同指腹内肿块。

(八)前引《乾州厅志》说苗妇“养细虾数枚”来制造蛊。腹中结块而不外显的病，中医叫“瘕”。被谐音假说为用虾制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