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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杨夏同志的意见很好,这样吧,今天我们其他内容都先不说,就说说农村的。杨夏同志,你正好利用你的预测能力以及推理能力,说说我们的农村工作到底该如何搞,农村的路到底该如何走?”首长显然是座谈会的主持者。
而坐在后面的约有十几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秘书,正唰唰唰地记录着。
如果能对八亿农民有用,杨夏不在乎多贡献一点自己的智力。
“农村工作的方向,我们从今天米国的现状就能大致猜到,在今天的米国的市场里,包括农村小镇的市场,各种肉类产品包括鸡鸭鱼产品在内是十分丰富的,随便买,普通工人也买得起;各类禽蛋产品是十分丰富的,随便买;各类蔬菜产品是十分丰富的,随便买,普通工人也好农民也好,也是买得起的。”
“因此,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发展生产的问题,种植业,种各类作物,这个国家是比较重视,毕竟过去是以‘以粮为纲’嘛;养殖业,养牛养羊养猪养鸡养鱼等,过去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已经割得差不多了;
副业,利用竹藤棉麻草类资源,搞加工搞编织,这方面发展得非常不足,汉唐贸易准备搞一些特色贸易,譬如组织编织一批草墩,也即草蒲团之类的,有些国家的人喜欢习地盘腿而坐,而草蒲团比较软和,相信国外有很大的市场。”
“我这里,要特别说说林业的问题,现在,我们砍树子砍得很厉害,这是不对的,因为原始森林资源,不只是给我们提供建设需要的木材,原始森林更重要的作用是水土保持与环境功能,在这方面,我们要向倭国学习,倭国森林覆盖率达67%以上,可他们本国的森林不砍,而去国外,譬如来我国的东北进口木柴。有人或许会说,倭国很富我们很穷啊,倭国很富么?我记得在1950年时,两国的起点可是差不多的,那时,也没见他们大肆砍树啊?”
见大佬们都认真地听着,杨夏则继续说道:“所以,农村工作,其实就是农林牧富渔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除林业比较特别外,其他牧副渔发展都不足,而林业要发展,不是向森林要钱,而是要广泛植树,如果我们的森林覆盖率能够达到25%,那将是子孙之福。”
“另外,我说一个小事情,也即植树节的设定,三月十二日,黄河以北的半个华夏,天气都还比较冷,有些地方都没没解冻呢,不太适宜植树啊,这个决定,是不是‘三拍’干部做出的决定?而我们传统的清明节为植树节,为何一定要改?或许,我们革命者头脑里有一个要与旧事物划分界线的意识在内,可是,我们是华夏人,华夏五千年文化传承,我们难道就不要了?
我们所追求的现代生活,并不表示一定要丢掉好的传统吧?譬如清明节祭祖,提倡忠孝;端午节划龙舟,团结爱国;重阳节登高,爱老尊老;中秋节相聚,能感受到人间亲情,这么好的节日,意义如此深厚的节日,为什么不加以利用,而且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些都是人伦之常,可是,我们革命,竟然把自己革得都不是人了,这个,才是我们最值得反省的!也是必须拨乱反正的!”
说着说着,杨夏愤青的气质又出来了。
“杨夏同志,你刚才话里有个词,叫三拍干部,你说说,什么是三拍干部?”首长总是能引导事物的方向。
“所谓三拍干部,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即做决定时拍脑袋决策,领导问起时拍胸脯保证,出了问题拍屁股走人。”
“呵呵,这个说法新鲜,能不能详细解释解释?”首长这两年来,一直在重申实事求是的路线,这“三拍干部”不就是反面典型么?
“好吧。拍脑袋决策是指不下基层了解,不搞实地调查,不用数据说话,遇事只凭脑袋‘灵光一闪’,政策即出,看似胸有成竹运筹帷幄,实则纸上谈兵,犯下和古人赵括一样的错误。
拍脑袋决策一出,紧跟的自然就是拍胸脯保证。政策即出,如有人问到:如何保证政策行之有效?,如何应对?决策本身就来之无凭,没有实地调查,也无细致审计,拍脑袋者自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既然亏了道理,那就只能用‘豪气’来撑撑场面,于是胸脯拍得震天响,凭着代表政府的威望来获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拍脑袋而出的决策,运作起来与预期目的相去甚远,而群众也不可能指望一个拍胸脯保证的干部在事后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于是,‘拍屁股’走人几乎就成了‘拍脑袋’和‘拍胸脯’之后的必然结果。
政策既出,自然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运作之后却又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到最后既浪费了国家资源,又寒了老百姓的心,后果之严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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