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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恭的行为其实已经是挑战了整个文官团体，所以这事件一传开，文官们纷纷声援齐证，要为他讨还一个公道。
但是底下的那些文官可以瞎起哄，怎么爽快怎么叫，但崇祯皇帝和大学士们可就不同了，他们需要考虑全局。就是定罪吴世恭，也要把影响消弭到最小的程度。
有的大学士就提出：去黄冈县的只是汝宁军的一支偏师，可能吴世恭根本不知道手下的行为。因此，只要追究偏师将领的罪责就可以了，对于吴世恭，最多追究一个领导责任。
还有的大学士提出：再怎么样，也要让吴世恭上个辩驳的奏章，这样单方面的弹劾，很可能导致事实不清。再说，如果把吴世恭抓了起来，发生了兵变怎么办？而且在外人眼里，吴世恭还是一员屡战屡胜的大将，这样的自毁长城，不是有损于崇祯皇帝尧舜之君的名声吗？其实说到底，那些大学士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商议的时候，温体仁见到风向不对，崇祯皇帝也是一副想大事化小的模样，于是温体仁就一言不发了。他根本没想到解决一个武官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其实这也不奇怪，到了这个时候，带兵的武官已经没什么人敢碰了，他们的羽翼已经丰满，甚至朝廷在很多时候都要迁就他们。反而是文官比较弱势，崇祯皇帝想杀就杀，就是带兵的文官照样如此。
于是温体仁就决定缓上一缓。可这一等，温体仁就幸运地等到了东林党的猪队友了。
首先是钱谦益和瞿式耜下了诏狱以后。东林党人凭着在朝野上下的势力，先是在江南地区百般阻挠。因此，命地方调查追究的朝旨虽然下来了，但地方官员却故意拖延，以便寻找转机。而在朝中的东林党人一面上呈求情的奏章，一面往死里弹劾温体仁。
而温体仁则是冷眼旁观，他已经摸透了崇祯皇帝的心理，东林党人闹得越欢腾，崇祯皇帝的戒心也越大，钱谦益和瞿式耜的罪名也是越重。眼看着钱谦益和瞿式耜就是在劫难逃了。
而这时候，一件事引发了导火索。一名南京新安卫千户杨光先进京上言攻击温体仁。而这名杨千户很会博眼球，他竟然随身用车拖来了棺材，以示必死之志。于是京城哗然，赠诗赠文的争先恐后，把他带来的棺材上都贴满了。
这下子立刻把崇祯皇帝惹毛了，崇祯皇帝痛恨杨千户的哗众取宠，命令对他廷仗八十，并发配到辽西极边。据说行杖的时候，观者如堵，全都为他大念阿弥陀佛。
于是温体仁趁机密奏崇祯皇帝，他指出：文官结党不可怕，可怕的是文武勾结，东林党人已经把触手伸向了军队了，所以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对东林党将领——吴世恭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密奏确实让崇祯皇帝有些毛骨悚然。他连忙问策，于是温体仁就建议道：先是为吴世恭论功，升其为总兵安其心。之后让其入京述职，到了京城以后，怎么样处置反正朝廷都掌握了主动。崇祯皇帝立刻是深以为然。于是在正月二十七日，传旨的钦差和一批执行秘密使命的锦衣卫从京城出发赶往了汝宁。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党争使得整个朝廷有些不务正业。但崇祯皇帝倒也相当勤政，他在二月，召见了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一见面，崇祯皇帝就询问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摆脱当前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而杨嗣昌则从一个兵部尚书的角度全面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构想。而其核心思想就是：攘外必先安内。
杨嗣昌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天下的大势就好像是一个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府、蓟镇等边防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地区是腹心。
而一个人身上最重要的是头脑。边疆烽火燃于肩臂，对身体危害甚急；流寇作乱于腹心之内，对身体影响甚深。紧急的固然不能谋画迟缓，而影响至深的更不可以稍有忽视。如果腹心安然，脏腑无恙，就可以输送精血，运行骨骸，以拥戴头脑，护卫风寒于肩臂之外，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所以杨嗣昌就以为：必先安内然后可以攘外，必先足食然后可以足兵，必须保护民众才能够荡平流寇。这是今日辨症施治的根本，不是敢缓言攘外，因为急切于攘外，才不得不先安内。
接着杨嗣昌分析道：清军的攻势再猛烈，暂时还不会危及到明王朝的根本统治，因而只是肩臂之患；而中原的农民起义不但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军饷，还造成了人心浮动、城乡凋敝，使帝国大伤元气，所以是心腹之患。
而出于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应该首先集中全力对付农民军，而对清军采取守势，甚至想办法与其妥协构和，将来内乱彻底平定后再作长远打算。(未完待续。。)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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