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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熊开元的行为成功地激起了崇祯皇帝的怒火。他见熊开元明明要攻击的是周延儒,说出话来却阴阳怪气小人气十足,非常恼怒,厉声让他明言所指。熊开元却一直摭摭掩掩,指桑骂槐。最终,崇祯皇帝就不愿听他混扯,命他退下把要说的话写在本章里奏上。
但周延儒毕竟势力庞大。熊开元在这次被召见后听到了许多好友同乡的劝告,都以为周延儒在历届首相中还算是宽和老成的,攻劾周延儒绝非明智之举。本来就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的熊开元因此锐气全无,在补奏的本章中只是把召对时说过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只就臣次第所奏,恭列上闻,臣奏云:……”
而满肚子火的崇祯皇帝见到熊开元这样一份毫无内容的补牍,觉得简直是在被这个小人耍弄,于是大怒,立刻派锦衣卫把熊开元抓起来,送北镇抚司严刑拷问。
姜埰和熊开元在朝中不过是两个小人物,所谓“罪状”也不过是在皇帝征求直言的情况下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并非在重大国策上同皇帝及内阁重臣们有什么根本性抵触,却被皇帝当作国家大敌,巨奸大恶,送进最黑暗的锦衣卫镇抚司狱中严刑逼供。
朝臣们对皇帝这种没来由的暴怒议论纷纷,也颇为姜、熊二人不平。周延儒由于熊开元的入狱是为攻劾自己而起,更是深感不安。于是在接下来的御前会议上,言官和部、阁大臣们相继为姜埰和熊开元开脱申辩。
其中,以道学而名满天下的左都御史刘宗周说的最为恳切:“朝廷待言官自有体制,言官进言,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置之,即使有应得之罪,也应敕下法司,据情节定罪。如今熊开元、姜埰狂躁无知,不能无罪。但目前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进言下诏狱,于圣政国体大有伤害,恐非皇上求言的本意。臣愿皇上俯念时事艰危,放开如天一般宽宏的度量,以开辟诸臣诤谏之路。”
本来这种事,崇祯皇帝发泄一番,把这两位小人物罢官免职就行了。可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已经是钻入了牛角尖,他觉得刘宗周的话是极为刺耳,以为明明是在讥讽自己度量狭窄,滥用私刑。
于是崇祯皇帝大发雷霆。强词夺理地说道:“三法司、锦衣卫都是朝廷的衙门。有什么公私之分?你说言官自有体制。难道贪赃坏法、欺君罔上、混乱纪纲的,通都不该问罪吗?”
“熊开元这疏,定有人主使,想来这背后主使的人就是刘宗周!”
这么一来。火药桶就被点燃了。阁臣周延儒、蒋德暻、吴甡,兵部尚书张国维、侍郎冯元飙,刑部尚书徐石麒,工部尚书范景文,都察院佥都御史金光辰以及五府的勋戚武臣一起为刘宗周申辩,甚至痛哭湿了衣袖。可是崇祯皇帝却愈发恼火,坚持要大行处治。
在这次不欢而散的召对之后,崇祯皇帝发旨将刘宗周革职下刑部议罪。内阁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扣住中旨不发。联名恳请皇帝收回成命。崇祯皇帝临御以来还很少遇到过这样的抵制,又不想同朝臣闹到势如水火的地步,只好改令将刘宗周罢斥为民。徐石麒和金光辰也为了这个案件分别被罢免和降级调用。
而大臣们能在抗争中幸免于难,可是作为小人物的姜埰和熊开元,他们就在劫难逃了。在召对过后的当日。崇祯皇帝就向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发出了一道密旨:“取熊开元、姜埰毕命,以病故报闻。”
而骆养性见到密旨,立刻是大惊失色。锦衣卫历来是皇帝施行暴政的得力工具,在明朝历史上为皇帝秘密处决过不知多少人。但那些助纣为虐的锦衣卫主管们却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远的不讲,天启时期主持锦衣卫的“五虎”就为了私刑杀人全部被处决了。
何况骆养性与熊开元是同乡,本来有些交情,而且这件事已经闹得满朝风雨,匆匆把两个人杀害了,朝臣追究起来,算是谁的责任呢?骆养性为此与锦衣卫的小伙伴们商量,决定拒不执行皇帝的密旨,还有意把密旨的内容向朝臣透露出去。但为了应付皇帝,镇抚司还是对姜埰和熊开元用了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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