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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将们,有的是功业心作祟,有的是受杨业的胜绩所感染,统一战争虽然重要,同是功劳,但自古以来,还是对外战争、开疆拓土,更能激发有志之士的热血与豪情,更何况此次是契丹人主动搞事,而对于北面的强敌,上下也都抱有一定复仇雪耻的心理,毕竟任其在北疆猖狂几十年了。有的人呢,则纯粹是凑热闹了。而禁军的高级将帅中,也多有下场表态的,比如韩通、孙立、李重进、李继勋等人。
包括赋闲多年的前侍卫司副帅王殷,也主动向刘承祐上表,希望能北伐从征。当年何福进病逝,朝廷选派北面都帅,任命都已经下达了,可惜王殷得意猖狂,行为放肆,为人弹劾,也触怒了刘承祐,直接被一撸到底,不只丢了北面都部署的帅位,还把侍卫副帅的军职的军职给丢了。
这些年,朝廷不论是取荆湖,还是灭蜀,王殷都曾主动请求出征,不过都被刘承祐给拒绝了,一是大汉不缺将校,何须他这个花甲老将,二则是,当年的不矩行为给刘承祐印象实在太差了。
这一次,也是王殷最后一次主动请命了,如果再不能给机会,他也就不作他想,忧忧郁郁地去过他的晚年了。
剩下的将帅中,慕容延钊、向训、赵匡胤也都没有轻易表态,这是三名政治成熟的将帅,心里清楚,下面闹得再积极,还得看皇帝的态度。而北伐的决策,可是朝廷头等的大事,需要朝廷诸公仔细讨论,全面筹算,不是轻易可下决定。
这些,都还是在京的将帅,而地方的将领们,尤其是河北的边军,虽奏表未至,但刘承祐已能料想到彼辈跃跃欲试之志,拳拳报国之心。
将帅请命的背景下,是一场事关大汉战略的争论,南北之争,这几乎是贯穿开国以来大汉战略方向的议题。
早年的时候,基本没有太大的争议,当时国家实力不足,战略环境也谈不上好,四面皆敌,且漏洞不少,那样的情况下,选择攻取南方,是最合理、风险最小、收益最高的选择。
即便如此,在乾祐四年,南征在即,辽军聚大兵南下,火神淀之乱,当时就有不少人提议北伐。为何,还是北塞残破的局面下,大汉上至君臣,下至军民,安全感不足。
在拓地淮南,西收秦凤后,国力渐富,兵势渐强,又有人向刘承祐建议北伐。当时辽国虽然也恢复了几年,但政治不稳定,宗室贵族叛乱不休,让人看到了机会。
不过,稍加思量后,刘承祐还是拒绝了,仍旧坚持南攻北守的战略,北面既能维持基本的和平,给足了空间,那便按照既定的战略走下去。
其后,收荆湖,平孟蜀,及至如今。如果北面边情不变,那么接下来一举平定江南,仍是坚持不可动摇的战略。
但是,这一次不同了,辽国主动改变,掀起战争,将汉辽之间脆弱的平衡地打破。平衡一破,刘承祐不得不严肃北顾,不是心志的动摇,而是来自北面的威胁不得不重视。
朝廷之中,再度掀起了南北战略之争,并且这一回,并不局限于少数的股肱文武。在5月7日这一天,刘承祐干脆下诏,命在京五品以上文武,各上策略,讨论南下北上事。
这封诏书,也反应了刘承祐内心的纠结。在群臣各抒己见的浪潮中,刘承祐对近臣发表了一番感慨:“都乾祐11年了,朕还在为南北战略头疼!”
议潮之中,刘承祐也不由思索,原来的历史上,北宋平定南方,一直到吴越献土,辽国都没有如此大的反应,为何?
思虑良久,虽未彻底洞悉其情由,终是有所得。
如果说正史中,五代乱世的结束,从后周的建立开始正式奠基,走上统一的快车道。而今的大汉与之相较,只是在各方面提前了三年,但是这三年的内功修炼,发展到后面,其间的差距可就不止是区区三年了。
中间少了三叛连横之害,少了王朝更替的混乱,又没有北汉的掣肘,征淮半载而定这些使得王朝的元气得到了极大保存,恢复发展的速度更不可同日而语。再加刘承祐苦心孤诣的励精图治,以致大汉国力军力之强,远迈“同期”,带给辽国君臣的压力当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
而正史上,等北宋发展到如今大汉的程度,辽国也同样安稳积蓄近二十载,又没有栾城之战的重大损失,自然安稳些。并且,进入到耶律璟后期之后,辽国的政治环境,也确实有些混乱,国内矛盾也重复剧烈,对宋事务也有心无力。
而如今,大汉带给辽国的压力感太强了,倘若辽国君臣有忧患意识,就绝不会面对大汉平南而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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