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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通过国际外交,米青赢得了极大的威望。
这让副总统李富安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答应当副总统,是因为杨潮的劝说。
他也很有信心通过副总统的权力,取得足够的政绩,但是他现在没有信心了。
他不是一个意志十分坚定的人,此前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是因为有杨潮在背后支持,让他可以放手做事,可是现在他自己掌握了权力,他反而退缩了。
他有权力,不止是总统身边的摆设,在他跟米青的谈判中,他得到了独立组建全国性监察机构的权力,他将组建一个庞大的监察机构,而且得到了新的国会的通过,因为新的国会中大都是资本家,他们比谁都痛恨地方腐败,于是他们很乐意看到一个强力的监察部门。
在组建监察机构的过程中,李富安不会受到任何掣肘,他的监察机构人员数量不受限,预算不受限。而且将来这个监察部还将直接向他这个副总统负责,甚至杨潮建议形成一种制度,那就是日后的副总统将一直负责监察部。
李富安等于是监察部门的创建者,这就形成了政府高层的权力制衡,总统纵览全局,是决策人,而总理负责具体的内阁事务,算是拥有行政权力,而副总统将拥有监察权,可以制衡总理和总统权力。
有这个权力做后盾,李富安觉得自己做出政绩是十拿九稳的,他有足够的人脉和经验,他最早的时候只是在赫德的海关任职,当时的海关是大清最清廉的部门,他对清廉有深刻的理解。
后来他在杨潮的支持下从山东出厂税务司做起,之后独立负责组建新的税务部门,他对机构清廉有深刻的认识,他深知道监督对反腐的重要性,中国历朝历代之所以对腐败屡禁不止,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现代的监察机构。
当然让李富安尴尬的地方也有,比如真如赫德所说的,要让中国人清廉比让洋人更难,中国诚信文化的缺失,尤其是知识阶层中诚信文化的缺失,做官的人天然的感觉自己应该发财,千里为官只为财的挂念深入人心,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不给自己谋福利那是傻子。
这是真正腐朽的传统文化,要对抗这种文化,确实很艰难。李富安当年组建税务司的过程中,摸索到了两个方法,第一是组建严密的监察机构,第二是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
李富安为了彻底反腐,当年的监督部门的人数一度比税务司的工作人员都多,当然等制度确定后,所有人发现腐败的代价太大,同时工资又足够吸引人的时候,慢慢也就习惯了清廉,监察人员的数量才开始降低。但是惩罚力度却有增无减,对腐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一旦发现,立刻开革,并且登报公示,让腐败分子臭名远扬,永远没有政治前途,对那些贪腐数量巨大的,还要进行司法介入。
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富安,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制度,他向总统提交的人员规模,将达到整个政府职员数量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他将会控制整个政府机构中三分之一的人员。
这是巨大的权力,如果米青是一个有政治意识的总统,是不可能答应的,但是米青根据过去的协议答应了,没有任何犹豫。
仅此一点,李富安就有足够的理由鄙视米青了。
之后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抽调在山东、东北等地的富强党骨干力量,同时在学校中招募没有任何参政经验,没有受到官场腐蚀的热血青年,以山东的骨干力量,带领这些还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在全国开始进行反腐调查,掀起一波一波的舆论关注。
本以为这会是他的巨大政绩,可是没想到的是,很快舆论的注意力就被米青吸过去了。
这时候李富安才发现,虽然腐败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都痛恨的行为,是永远的社会焦点,可是跟发财比起来,中国人还是更关注自己的那点小钱钱。
当然关注这些的,只是市井粗俗之辈,有家国观念的精英,还是更关心国家的。更关心李富安的反腐的。可是很快米青又用殖民地问题,将那些经营的目光也吸引了过去,相比反腐,这些民族主义者对开疆拓土的关注又更上一层。
如果说提升工资,这种事情是米青那个女人想出来的,那么跟英国人快速的达成协议,这种外交手笔,李富安就绝不相信是米青的能力能够玩的转的。
这时候李富安的目光才投向了北方,他明白总统不是一个人,她的背后有一个男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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