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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轩不去管这些琐事，他只负责提供词曲。
在后世。他喜欢卡朋特那种乡村风格的曲子，还有带着爱尔兰色彩的神秘园乐队。
想想能把这些曲子写下来，录制成唱片，偶尔听一听。也是一种享受。
当然，最重要的是能赚外国人的钱，可以把这些资金用在国内的慈善事业上，做慈善永远缺钱，能赚一点就赚一点。
他这些日子捐出去不少钱，万象书局还要半价销售图书。和商务印书馆打价格战。
加上五卅惨案的影响，电影公司停顿了两个月，今年的拍片数量锐减，电影院关门歇业，同样没有收益，相比于去年的收入，不足一半。
不光是林子轩，上海的商人大抵如此。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在那种群情激昂的情况下，这是身为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在大罢工期间，为了让没有经济来源的十几万工人维持生计，上海商人还要捐钱捐物，解决罢工工人的后顾之忧。
到了年底，五卅惨案的谈判有了最新的进展。
1925年12月2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惇致书江苏外事交涉员许元。
“各委员之判断书，多数不归咎于捕房，然老闸捕房总巡麦高云、捕头爱活生业已辞工部局职务。工部局为谋此案早日解决计，决定加以核准。惟对于该两职员以往之劳绩，表示感忱。工部局并欲对于五卅遭难者表示惋惜，奉上7万5千元支票，以作被难家属抚恤之费。”
杀人行凶者仅仅辞职了事，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这让上海社会各界极为不满。
12月29日，北洋政府电令江苏交涉员退还支票，表示不予承认这个结果。
至此，历时半年之久的五卅案交涉以北洋政府的外交失败而告终。
这是弱国无外交的最好例证。
尤其是上海谈判破裂以后，北洋政府几乎丧失了处理事件的话语权，如何了结案件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内部事务。
林子轩让万象书局编撰1925年年鉴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五卅惨案上。
要详细的记下每名遇难者的名字，把事件的经过和各方的反应都记录下来。
这是这个国家的沉痛记忆，事情虽然过去，却要永远的铭记在历史之中。
在年鉴的卷首语上，林子轩写了四个字“觉醒之年”。
他认为“五四”是知识分子觉醒的一年，而“五卅”是中国民众觉醒的一年。
不过，这次谈判并非一败涂地，也为中国人争取到了不少权益。
比如公共租界交还会审公廨和工部局董事会增设华人董事的谈判随后相继展开，开启了中国人参与管理公共租界的先河。
法租界的公董局虽然设有华人董事，但以前华人董事不准参加董事会议，没有发言权和建议权，只是一个听话的执行者。
经过这件事，公董局允许华人董事参加董事会议。
这说明中国人在租界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这和五卅惨案中中国人展现出来的觉醒和反抗意识有关，让西方人认识到这里毕竟是中国人的地方，需要倾听中国人的声音，否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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