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汪曾祺、林斤澜等人说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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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的老舍却不是全面的，所以林斤澜的介绍就很有必要了。同样一桩事，他的介绍加进了修饰词，不似汪曾祺永远那样平简。

林斤澜说，到1955年反胡风前，老舍的心情可说一片蔚蓝。每年的确两次把文联的人叫到他家聚会。赏菊时，他有一个大哥，帮他抄写东西，也帮他莳花。喝酒时，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炫耀是**送的。

老舍自己好酒量，从来不醉。曹禺有一次大醉，溜到桌下，两只手还在空中抓划，原来是在找酒瓶。1955年之后，这种事少了，到1959年“反右倾”，根本上就没有了。老舍还很爱才。当众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老舍发表了许多文章，认为目前有不少认识性的错误，一味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会渐次扩大，迟早酿成大患。而且，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悲剧。

老舍是那种作家个性的领导。他一般给人的印象是随和的，善应酬，善言谈。他讲话有特点，不是官话，有外交辞令可也不是那种含糊其词的、温吞吞的话。他的话有时是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刻薄的、甚至是不给面子的。

林斤澜回忆道：“大跃进”时，西城摆开赛诗擂台，请老舍坐主席台，还请老舍讲话。老舍讲话时，遵循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精神，他先歌颂“大跃进”，末后落到打擂台的诗上，说：“要说诗，这不是诗。”

三年灾难时期，政协食堂对民主人士有“特供”，据说老舍家人也常去买饭吃。林斤澜以为老舍当是那里的常客，问了老舍。老舍断然回答：“不去。”林斤澜一愣，老舍正色补充：“不爱去。”林斤澜还是疑惑，因为那是饿死人的年代。老舍再作补充，字正腔圆：“标新立异。”林斤澜叹服这位语言大师，“标新立异”用得好，看出他的态度。

1961年在北京新桥饭店，中宣部和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上，茅盾发言，说老舍以幽默见长，但近作幽默渐渐少了，他表示遗憾。老舍毫不客气，简直是针锋相对，说茅盾指出的，恰恰是他的进步，以前的幽默是轻飘，现在才郑重起来。五百来人鸦默雀静。接着老舍批评青年作家太拘谨，放不开。说：“北京有个林斤澜，你要是还放不开，那你青年时候就是个痞的！…‘许多人回头看我，那真是当头棒喝。不料，老舍拿起曲波的《林海雪原》——《林海雪原》是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时是畅销书，行内评价也很高，差不多是有口皆碑。当时还没有‘样板戏’，《林海雪原》就算是里程碑了。老舍说：‘这部书叫我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生活。如果我有那样的生活，我写的话，十万字就可以了吧。’老天爷，那就是说，要抹掉四分之三！——据说，曲波当时也在场。”

林斤澜还认为老舍是那种“两面人”：“他有滋有味地‘紧跟’，但又暗暗写他的《正红旗下》。他不是称赞我深入生活吗？我有时从农村回来，向他这个文联主席汇报工作，嗳，他很不耐烦。他不是经常称赞我勤奋吗？一天我把刚出的新书《山里红》给他时，他看也不看，把它放在一边，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又出书啦。’……邓友梅打成右派，老舍著文批判，发表在《人民日报》。邓友梅改造期间，突见老舍，想要回避，老舍主动叫住邓友梅，说：‘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后来邓友梅去了辽宁省鞍山市文联。鞍山一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女店员》，派人送演出税给老舍。老舍见了介绍信，就问起邓友梅，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他，我问他好。叫他好好干。’过了一年，送演出税的这个人找邓友梅，说：‘老邓，你得帮我个忙，不然我就没法活了。’他说剧团里有人告他贪污，他不承认，剧团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家查证。不料，老舍家记的账与他交给老舍的不符。那人哭着说：‘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他不给我做证，我这辈子就毁了。我到北京去，怕他不见我，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见……’邓友梅便写了信。那人几天后回来，向邓友梅道谢，并出示老舍所写证明的抄件。上面写道：‘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是800元，但我只交家中500，其余300留下买烟抽了。特此证明。’春节期间，邓友梅回京探亲，遇上老舍，笑着问：‘怎么你也留私房钱？师母不至于管得这么严吧？’老舍小声说：‘说实在的，我也记不得他给了我多少钱。见他处在生死关头，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强。万一我记错，冤枉了人家，我这一辈子受良心责备；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这次教训他也会改过的’……吴祖光打成右派，在批判会上，老舍有些话也是叫人很难受的。比如有一句：‘你吴祖光长着一条油光光的舌头……’吴祖光一直记着这句话，临死前一年还说老舍的不是。可是老舍有一回在一个古玩店，发现有吴祖光当出的字画，他却买下来，还给了吴祖光。吴祖光流放了，老舍叫新凤霞不要离弃他，给他写信。”

林斤澜还在《两个作家》里写道，建国初，老舍出访苏联归来，在霞公府小礼堂做报告。那是个星期天，听众满座。有久居国外的学者，还有携外籍夫人来的，他们不是来听新鲜的。那时候听报告是“进步”、“靠拢”。若是现在，不少报告要靠放个参考片来招人。

沈从文常自称乡下人，他当时的境遇十分不好：作家当不了，教授做不成。也坦然走来，只是不和人招呼，在讲台正前方五六排地方默然坐下。老舍一开讲，沈从文就摸出一本软面笔记本，因近视，把本本卷起来托在胸前，右手的水笔竖直，直行记录。那都是拿惯了毛笔的缘故……目不旁视，手不停顿，全座就他一人。老舍向来妙语连珠，这回目光一落在沈从文身上，口角不禁迟慢。沈从文这样托本书写，必须直腰，低头，两肘悬空。老舍的目光戚戚，仿佛说：何苦来！何苦来！

报告完毕，听众外涌，老舍好嗓子，低沉又传远，叫道：“从文，一块儿走。”沈从文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尽管那笑容不好形容，只是叫人想起他常自称的“乡下人”。

林斤澜说，老舍这个人绝不可恶，但有时却非常可怕。从维熙打成右派罪名之一是在《长春》发表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写农村生活一隅。后来批判时，老舍居然在《北京文艺》上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所以老舍对待沈从文，也是类似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