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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帮主忍不住道:“先生的权利很大啊,责任也很大啊。”
陈一枝耸肩道:“我上任以后,确实有职有权。我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蔡兄对有关北大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我主持,不稍加干涉’。”
江帮主一时更欲语无言。陈一枝做大学叫兽的兴趣明显比做社会党的主席大!
陈一枝续道:“我去北大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我决定任文科学长时,就写信给胡适,劝他早日回国,来北。”
“胡适!”江帮主当然听过这个名字,笑道:“有先生领头,一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这回还不荟萃于北大文科?!”
陈一枝苦笑道:“蔡兄说过,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我是任重道远啊!”
江帮主道:“有先生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必定会大流行!”
陈一枝又沉声道:“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在《新青年》创刊以后不久,我曾发表过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过中国腐朽落后的教育的弊端,阐明我的新式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我一直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
“先生的到了发人深省。”江帮主点头道:“只是怕学生学习的目的不在此。”
陈一枝豪兴忽起,哈哈笑道:“现在大学生的求学目的可以分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用;(三)得毕业证书。抱第三种目的人必不多;第二种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
陈一枝顿了一顿,续道:“为了研究学理,我研究出了三项办法:(一)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很少;(二)废讲义,因讲义不足以尽学理,教员抱着讲义上课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三)多采购参考书。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
江帮主皱眉道:“听先生这三项具体办法,都贯穿着先生的基本教育思想,即自动的,启发的,反对被动的,灌输式的教育。”
陈一枝微笑道:“除了抓教育方针以外,我对北的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四门(系),即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现增设德语、法语、俄语三门。并在哲学门、中文门和英文门分别设立研究所。根据学生的外语程度,调整班次,并开设新班。期末考试后,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再作调整。(二)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北大各学门的课程表本来都订得很死,自选修课增多后,课程表活了。学生各有各的功课表,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有利。教师怎么讲,可以唱对台戏。学生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他系的课。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
所以,今后的北大会出现三种学生,一是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二是未经入学考试的旁听生;三是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偷听生’。(三)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虽然我还没有上任,我已经在《北京大学日刊》先后发布了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规定学生因病、因事不到校者,须有证明,否则按旷课论。本科、预科各班学生上课均不得迟到。选修课一经选定之后,不得任意更改及旷课。已选定的第二外国语,亦不得中途改易。旁听他门他年级功课的,事先务须审慎,倘报名之后,听讲中辍者一经查出,除追回听课证外,并剥夺其以后请求旁所之权利。规定学生升级、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而后发给文凭。(四)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要教员将所授课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
陈一枝长篇大论的,口水爆沾,无视江帮主都有些不耐烦的目光,继续道:“我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蔡兄准备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
肉三戒。我也准备加入进德会,作甲种会员。”
这些戒律无疑是为了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改变**不堪的校风。陈一枝性格豪放,私生后也比较放荡,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种事在当时不足为奇,但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一枝为约束自己,加入了进德会,作甲种会员。并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
江帮主正是无聊的要死,这时候,房门敲响。拯救了江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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