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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独尊儒术,并不是因为他信奉儒术,而是他需要儒术为他摇旗呐喊。儒家引阴阳入儒术,言说天命、灾异,本意也是为了用天命来制约皇权,同时控制天命的阐释权,为儒生进入仕途铺平道路。从开始双方就是同床异梦,争执不断,汉武帝、汉宣帝是外儒内法,儒家一直没能如愿。汉元帝以后,儒家终于得势,沿着董仲舒指定的道路高歌猛进,终于推出一个儒生皇帝——王莽。
王莽的失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对皇权来说,天命的阐释权掌握在儒生手中太危险了,所以光武帝登基后推行谶纬,就是要和儒生争夺天命的阐释权,后来又引古文经与今文经交锋,到后来汉灵帝建鸿都门学,其实都是想打破经学的垄断。对儒家来说,笃信儒家的王莽不仅没能引导天下大同,反而天下大乱,梦想成空,从此不再谈明君,只想做一个贤臣,今文经、古文经斗来斗去,争的都是辅佐君王的权利。
但这依然是两败俱伤。谶纬让谣言四起,土当代火,黄当代赤的说法鼓舞着一个接一个的野心家揭竿而起。今文经、古文经的争锋让儒学的缺陷暴露无疑,也让皇权有机可趁,外戚、阉党趁虚而入,最后酿成两次党锢之祸,儒林受到重创。
时于今日,有识之士都清楚儒家遇到了问题,董仲舒那一套行不通了,如果不做出革新,儒家的没落是迟早的问题。汉灵帝能搞出一个鸿都门学,其他人就可能搞出一个另外的什么学。对儒家来说,抛弃今文经、古文经的分歧,求同存异,也成了儒生的自觉追求,今古融合已经成了大势所趋。
杨彪不是党人,但他和党人走得很近。他久经仕宦,对这个趋势心知肚明。此刻听到张纮贬斥董仲舒,重提孔子,他虽然意外,却不反对,重归孔子之儒也是一种方向。杨彪更关注的却是张纮的言外之意。孔子时代的天子是天下共主,不是皇帝,诸侯有其国,大夫有其家,这是为孙策割握建国寻找理论依据?
“依子纲所言,又当如何取舍?去董仲舒之儒,复夫子之儒?”
“董仲舒之儒可去,夫子之儒不可复。”
“哦?”杨彪眉梢轻挑,却不发言,静待张纮的解释。
“文先兄这一路走来,可曾读过南阳郡学的文章?”
“子纲是说那些搜罗古碑,考证文字的文章吗?”
“文先兄以为如何?”
杨彪抚着胡须,沉吟片刻。“虽说碑文久远,可资参考,但谀墓之风古已有之,也可不全信。”
张纮笑了,却不上杨彪的当。“那与讹误百出的经学相比,哪个更可信一些?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发现暴秦焚书以前的六经典籍,是应该相信那些古文字,还是坚守如今各家所持的文字?”
杨彪沉默不语。这是汉代经学的致命伤,今文经也好,古文经也罢,其实来源都不可靠。以杨家所习的《尚书》而论,今文经源自济南伏生,古文经源自孔安国整理的孔子壁中遗书。伏生传经时已经九十多岁,其记忆是否准确,大家都心里有数,更何况后来又分出数家,数家之间也不尽相同。论准确性,今文尚书大概率是不如古文尚书的——除非孔安国故意造假。
如果现在发现了孔子时代留下的古碑或简策,那不管今文经还是古文经,都将成为笑话。如果研究的经籍文字都是错的,那从这些文字中引申发挥出的微言大义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孙策不惜重金,资助邯郸淳等人搜罗古碑,不过就是为了这一天吧?荆吴也就罢了,以前都是蛮夷之地,出现孔子遗书的可能性不大,齐鲁却是儒家发源地,如今尽入孙策之手,如果他安排人在那里搜罗古碑,谁知道会发现一点什么?
杨彪越想越不安,额头冒出一层冷汗,有一种大厦将倾的不祥预感。他定了定神,追问道:“南阳诸君搜罗古碑,成绩斐然,或许能证明经籍讹误,但这无损于夫子之道,为何夫子之儒亦不可复?”
“文先兄以为夫子之时可复吗?”
杨彪警觉地避开了张纮的陷阱。“夫子之时不可复,难道夫子之儒就不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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