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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霍阙道:“沿此河北上汇入长江,经湖北,过重庆,一路沿江南去,就到了四川南部多山的地方。川南与贵州交界,多山。你们本来坐飞机到了成都,也要先坐火车,再一路换乘大巴,才能到川南。而从水路去,可直抵川南。”
王勇道:“只怕麻烦霍上校。”
“我本就要回长江去。”霍阙轻声道,“算不上麻烦。”
郝主任没有异议,只是同行的,却还有一个闵卫。
王勇知道,国家不可能放霍阙落单,闵卫是霍阙此行的监视者,于他们却无碍,不过是同行的多一个人而已。因此也没有异议。
如此,便定下路程。
郝主任为他们准备了一艘轮船,一行隐约有所猜测,却迷迷糊糊的浙江警察,与他们五人,一起踏上了轮船。霍阙则推着轮椅,缓缓步入了江中。
此时,于建设的情绪才堪堪稳定下来。
常教授问他:“方才你们打的是什么哑谜?”
于建设苦笑一声:“鲁迅的作品,是以一九二七年为期的。二七以后的,都可算后期作品。《祝福》、《百草园与》、《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都是一九二七年以前的前期作品。所有c-b4-0里的剧情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鲁迅一九二七以后的文章。”
常教授这回彻底回过味来了。
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鲁迅的平生,也有相当的了解。
郝主任却一脸迷惘:“一九二七?”
常教授提醒他:“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政变。以此为界,划开了鲁迅作品的前后期。”
郝主任的历史还算不错,仔细一想,一拍脑袋:“一九二七,四一二,蒋光头清党?所以?”
“所以,霍上校的意思是,”于建设苦笑着说,“真正的应三娘,和台阶,两面一体,都是‘国民性’的具现化。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以后的文本,估计都集中在‘应三娘’身上。”
“什么意思?”
于建设低声道:
“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在广州亲眼见证了惨烈的四一二屠杀。
他前半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
却目睹了乡野间,曾经洒热血,剖心肝的青年,化作了蒋、汪。
听着当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同伴青年,变作了举起屠刀,让中国更加贫弱,对侵略者卑躬屈膝的土豪劣绅买办的代言人。
他苦闷万分,写下了《祝福》、《狂人日记》、《阿q正传》,寻不到出路。
后半生,一九二七后,他却目睹了无数为改变穷苦的中国,而被蒋、汪屠杀,却志向不改的中国新青年。这些青年筚路蓝缕,用自己的血与肉,为新时代铺路。”
“从此后,鲁迅先生,彻底转变为了一位马列主义者,便再也不提所谓国民性。”
“因为,”他顿了顿,“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唯心的、永恒不变的国民性。国民性不是什么由人的心灵凭空产生的虚幻物。而是切切实实地环境在意识里的映射。也就是俗称的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
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鲁迅看来,无论是台阶,还是她,都是所谓的国民性。只是,端看环境如何,人们选择了怎样的中国,便选择了怎样的“国民性”。
说到这里,于建设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竟然哽咽得说不下话。似乎看到了几十年前,早已去世的作家的心肠。
“只是,台阶一直在明,煌煌而立帝王将相几千年,演化吃人者。
‘她’却在台阶下,被压了整整几千年。化作无形的声音,挣扎着呼号警示。”
鲁迅,在一九三六年,拖着病体,写完祝红军长征成功的一文后,没几个月,便病逝了。
他始终,没看到“她”被放出来的那一天。
“但他坚信,无论台阶怎么压着,始终,有一个藏着的‘应三娘’。
‘她’醒来时,几千年的中国,也一定醒了。”
永仁市的广场前的天将亮不亮。
升旗仪式的时候,士兵忽然发现有一个衣着打扮古怪的男人,久久伫立在红旗下,仰头看着那面红旗缓缓升起。
他面色不佳,一身样式老旧的长袍,留着短胡子,脸型方正,叫士兵总觉得很是眼熟。
他看看精神抖擞的士兵,也看一大早在寒风里簌簌发抖的清洁工,看街边的乞丐,看街上的豪车。
他不失望。也不期望。只是低低叹了一声。
他看着红旗下的一级级步上升旗台的台阶。
最终,也看那面五星红旗。
但下一刻,士兵一眨眼,却又看不见了人。
没有完全亮透的天边,一颗寒冷的星星化作万点银光,洒落轩辕神州。
天彻底亮堂起来了。
永仁市的学校里,郎朗的读书声响起。
孩子们正在背: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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