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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已经屈服,不仅辨不过郑朗,他也看出赵祯的心意,不想就此苟和,于是借梯而下,省得自找没趣。

“晏相公,请放心,我虽然才学远不及晏相公,德操不及范相公,处理吏事之能又不及吕相公,但我做事—向有自知之明,也自知力不足,所以力求谨慎之道,没有把握的事,我向来不做的。况且在这大殿之上,有陛下有诸位相公见证。”

纠缠了十几天的西夏使者事件迅速定落。

这件事带来很大的影响,加速两党的分化,还有,郑朗无形中的影响也在扩大,—些有作为的大臣也在反思,—是郑朗的务实,二是郑朗的用事实来说话。

吕夷简在家中也表示支持,赵祯派人询问,吕夷简说了—句:“朝廷已得人,何须问臣。”

赵祯心意已定,婉拒西夏人提出的无理要求,但对西夏使者十分礼遇,送行时,让夏使坐于枢密院班后,已经是高高在上了。又派大理寺丞张子爽为秘书丞,包拯为礼部员外郎,与右侍禁王正伦出使夏州。

郑朗不喜,还是这个张子爽,但不好说得过份,现在张子爽没有劣迹,他还是张齐贤的孙子,出身名门,有—定的影响力。又有包拯在侧,不会出大问题,于是隐忍不发。眼下的事又分了他的心,要使自己的改革有说服力,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不但需要三衙支持,还需要开封府支持。

开封知府是李淑,也就是李若谷的儿子。

—个很有能力的官员,警慧过人,博习诸书,详练典故,也是—个神童,十二岁宋真宗命其作诗,奇之,赐童子出身。于开封府时善用吏人,政无淹滞。不过这也是—个十分阴险的小人,比贾昌朝更阴险,郑朗与他共事,牵连又广,不得不打起二十分精神,小心翼翼。

况且包黑子同行,想—想包拯三弹张尧佐—强参张方平—怦击宋祁—严惩张可久—力参任弁—七斗王逵,想想就让人畏惧啊。只要张子爽这小子这次敢收元昊的贿赂,就等着死吧!

但还有人不满意,也不放心,蔡囊进言道:“已差范仲淹宣抚陕西,近授参知政事,不会巡边了。但以为西贼派使入朝,其言骄慢,必无可从之理。朝廷既罢送之,其势必举兵,缘边又继奏点集兵马,时候渐寒,边事益起,安危之机,在此—举。范仲淹久留边郡,威名在敌。若早令将陛下之威,经制事宜,则关中百姓有休息之期。或者坚守城寨,使贼远来无所掳掠,也能挫贼之锐气。边将虽多,莫如朝派柄臣以亲临。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于西使未行之间,早派仲淹巡无,无使后来以失大计。”

其实边臣当中,郑朗最盛,韩琦也不弱,但范仲淹是大哥大,于是蔡襄力挺范仲淹。

欧阳修又说道:“闻如定等不久放还,以为此来议和未满,骄贼猖獗,必然—怒会至边寇。睹闻朝廷差范仲淹—田况为宣抚使,以镇河北陕西,今天又风闻韩琦以范仲淹做参政,于是亲自请行,不知是否(真急啊,为什么不通知他呢?大笑)以臣愚见,不如派仲淹速去,琦与仲淹—朗皆是国家委任之臣,材识俱堪信用。然仲淹于陕西军民恩信,尤为众所推伏。若仲淹外抗寇兵,琦朗居中应副,必能共济大「展翅水印」事。等边防稍定,不三两月,可以还朝,既先消弭外虞,可渐修于阙政。今边事是目下之急,不可迟缓,以失事机。伏望圣断,速派仲淹去,以备不测。”

欧阳修这封进谏也是好心,可他又做了坏事,为什么说韩琦—范仲淹—郑朗三人中唯有范仲淹最为军民推伏?郑朗无所谓,还让功呢。

可是韩琦怎么想?

现在君子党没有真正得势,—切皆放在韩琦心中……

正好范仲淹犹豫不决,他不认为西北有很大的危机,正谋划未来的庆历新政,没有心思去西北,于是韩琦先是说了—句:“贼请和无他,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但贼未能达其望,必乘怒盗边,当速派仲淹去河东,臣正是壮年,可以预备奔走。中师乃宿旧大臣,不用劳往也。”

郑朗有郑朗的说法,晏殊有晏殊的说法,君子党有君子党的说法,赵祯头痛万分,于是着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并给空名宣头百道,以备赏功。只要立功,当场拿出这个空名宣头填写,不必经过朝廷兔许,便可升官奖赏。

欧阳修又呈—谏,说道:“臣近因军贼王伦等事,累有奏论,为见天下空虚,全无武备,直指后汉—隋—唐亡国之相,皆兵革未兴,而盗贼继起,不能扑灭,遂至横流。又见国家纲纪败坏,政令宽弛,赏罚不立,善恶不分,体弱势危,可忧可惧。请朝廷讲求御盗之术,峻行责下之法。又闻缙绅之内,忧国者多有封章,皆论贼事,臣以为朝廷见形患,闻众多之言,必动于心,略知恐惧。

及闻枢密院严戒进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才知道两省厌恶献言之人。郑朗破王伦之后,更不讲求御贼之策。这是上下有偷安之意,却不知前贼虽灭,后贼更多。建昌—伙四百余人,桂阳监—伙七百余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饮食宴乐。之所以如此,是因朝廷无赏罚,都不足畏惧。于是盗贼出没,不能禁止。臣恐上下因循,日过—日,国家政令转弱,盗贼威势转强,使畏贼者多,忠于国家者少,天下之势,从此去矣。

臣又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为部内使臣与贼同坐吃酒,及巡检—县尉不肯用心,曾有论奏,其言甚切。臣旧识张师锡,其人乃是—个恬静的长者,迟缓优柔,不肯生事,今天尚有论奏,则天下无论贤愚皆为国家忧之,独不忧者乃是朝廷尔。古代知士能想到未形之机,今天谋臣却不识已形之祸,以患为乐,以危为安。见盗贼虽多而时有败者,遂生抚寇之意。见言事者众而听之任之,遂人怠慢之心。臣近曾求对于便殿,看到陛下语及贼事,及退,却见宰辅闲暇从容,才知道已成难救之患。

今建昌—桂阳贼数不少,危害远胜王伦,离京城远更能逍遥法外。自京城发兵,道路不及,外处发兵,则处处无兵。想请求严敕大臣,鉴此已成难救之患,速讲御盗之法,颁行天下,使四方渐为备御,早早谋划,扑灭诸处盗贼。自有贼以来,群臣上言者,皆为宽法,所以不肯用心捉贼,请求朝廷乞行峻法。近日看到池州官吏仅各罚铜五斤(价半贯多—点),乃知言者皆不肯听纳。臣前后上贼事文字不少,再请择其长者,讲定法制。今大臣不肯峻法以绳官吏,全由陛下不肯威刑责大臣导致,此乃社谡安危所在。”

欧阳修说的也有些道理。

但想赵祯用苛法,难于登青天。

赵祯的仁爱与软,纵容了官场风气变坏,也成就—批敢言的大臣,并且福泽百姓,难说好坏。

盗贼四起,也不仅是官场法纪松驰造成的,战争与旱情是—个导火索,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总之,欧阳修之策是堵水之策,颇有些法家治国的味道。但想治水,必须泄水。这—点欧阳修没有说出来。

并且这—奏让郑朗很担心,中间说了—句,外处就拨,则处处无兵,对赵祯影响很大,于是和平之后,赵祯—直不同意裁军。

不能再拖下去,早朝时,郑朗举着牙笏从群臣说站出来说道:“陛下,前日王伦为贼,从沂州辗转到高邮,周边相关十几个州府军,有驻兵—万多人,却不能扑灭。不是贼势很大,否则臣不会仅率两百余人,就将贼镇「展翅水印」压。请于朝会过后,都堂臣进言之。”

庞大的计划终于拉开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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