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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有国家的财政收入来看,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国家的财政收入,宋朝的数据是非常的引人注目,它的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到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而作为另一个经常在网络上被众多的“明粉”们提到的朝代,也就是同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朝,在隆庆5年,也就是1571年,国家岁入的白银才250万两。而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也就是1600年,岁入才400万两。
这两个朝代的数据相差之大那是令人震惊,因为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等于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两宋的不到几十分之一,可见这个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王朝是多么的虚弱。
并且真正的“士农工商”的概念也是首见于南宋文人的札记,“商”虽然排在最后,但是却是将“商业”纳入了四大本业的一种“承认”。而不同宋,明朝从一开始就对“商业”充斥着满满的“恶意”,先是“重农抑商”或是“重本抑末”,接着规定商人低下的社会等级,又接着严禁私自出海贸易,最后盐茶专卖等等。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方面,黄石的时空门没有开到宋朝,自然不能像他在来东洛岛之前那样曾经途过福州府,在繁华兴盛的“中亭市”、“南台街”、“潭尾市”和“下渡街”四处街市逛了一圈,也算是开了眼界,这些街市头尾相联,形成一条店铺林立,人潮汹涌的10里长街。
那么他对宋代的了解除了史书上的文字,就只能通过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副伟大并且传世的画卷,给人们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汉族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描绘了当时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在这副画卷的局部,让人们可以看到北宋年间东京汴梁商业繁华、店铺林立的景象,其中还可以看到反映商品陈列和招牌广告的描绘,可谓描绘的栩栩如生、身临其境一般。
在画中过了“孙羊店”之后,两辆车放空从后街转出大路。街角有一间写着“王家萝明疋帛铺”,竖直的招牌则写着“王家萝明疋帛铺”,店内还有几个顾客,柜台上隐约见到货物和算盘。这个店铺规模虽然不大,也反映出锦帛买卖在当时已非常普及。
不过画上的这个零售店铺只是销售面料的,而主营服装成品的店铺应该还没有在宋代出现,毕竟那时的女性从小被灌输以“女红”教育,服装主要还是以自制为主,而这种形式持续到了……。
持续到了明代,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成衣铺子”,也就是从卖衣料的“布庄”延伸出来的一个服装业,它从布料的买卖到衣物的剪裁缝制,类似现代的服装店,那是一条龙的服务。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估衣铺子”,不过它不像“成衣铺”,它里面卖得可都是旧衣服。
都是富裕的人家有穿剩下的、或嫌过时了的衣服,然后都送到这种专门收售旧衣物的店铺,由他们再转手卖给那些生活困难,并且买不起新衣服的人从中得利,这种店铺又叫“估衣行”。黄石在樟城的城关时,要给买来的小厮们定做衣物时,周明睿当时就提到过“典当行”也有做类似“估衣”的生意。
听到黄石提到成衣铺子,玲儿就点了点头,这个时代的“成衣铺子”虽然不像500年后,有个三包政策,能在产品的保用期内,有质量问题可以包修、包换、包退的,但是想来那个包修那是肯定的,至于包退,她想了下,感觉好像哪个店家会如此大方的。
红儿没有进过城,自然也没有见识过成衣铺,但是她一听说这些衣服真的能换,不由的就两眼冒了星星,问道,“首长,那什么时候都可以换吗?”
“那当然不行了。”黄石连忙摇了头,心说这得赶快解释清楚,不然等她们清洗了之后,再去找曾有毅退货,估计他就得骂娘了。
这些三包的条款内容,黄石也还记得,于是就说道,“第一条,只有在这七天之内,没有洗过的,并且衣物的尺码不合的才可以退换。”“还有第二条就是,你们如果发现衣物上的线头开了,或者颜色不对的,有破的,或者上面有油渍的,也可以退换。”最后一条,黄石想了一下就没有再说出来,原来那是“在购买后的七天内,第一次正常洗涤时发现服装严重脱色、变形,经检测确认后可包换。”,他认为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得和曾有毅退整批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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