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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虽然范无病对于新加坡的发展轨迹很不以为然,攻击他们是依靠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高管们洗钱发展起来的,而且陷在也正在为国内的贪官们洗钱,但是在移民问题方面,他们还是值得借鉴的。
自一九六五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读力建国以来,新加坡这个岛屿国家经历了一段颇为艰难的挣扎求存时期。
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是周围穆斯林海洋中的华人孤岛,在区域国际族群政治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同时,新加坡又是历史上华人移民的重要枢纽,有着广泛的跨国华人网络联系。因此,许多本地华人中产家庭往往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通过家庭团聚、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前往英美澳加者颇众。
对于一个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小国而言,这样广泛的社会中坚人口流失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新加坡政斧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吸引海外高素质移民。
比如说,新加坡在中国大陆、印度和东盟国家分别设有专项奖学金,全额资助这些国家的资优学生赴狮城修读大学本科。
根据奖学金合同条款,学生毕业后需留新工作,一般以三至六年为限。
那么这些外国学生是不是都会留下来定居呢?显然不是。
不过,即便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最后选择离开狮城,但是在这个南洋小岛旅居近十年的经历,却在他们的生命里留下抹不去的印记,从而使新加坡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跨国网络及社会资本,也成为这个小国彰显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元素。
在华人移民脉络里,台湾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个案。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由于早年两岸局势变幻莫测,许多台湾留学生纷纷定居海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两成左右的留学生学成后返回台湾。
这一波儿人才流失以一九七九年为,当年回流的留学生仅占百分之八。
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亚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台湾经济并未因知识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够飞速发展。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台湾的人才外流速度开始放缓,而后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则爬升至三分之一左右。
紧接着,台湾迎来了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劳动密集型企业式微,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于是,回流的海外专才尝到了百年不遇我逢时的甜头,台湾岛内的高科技产业也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如此,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大量留学返台人士加盟本地高校,着实打造出相当整齐的师资团队。
“看过以上的亚洲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陆在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时,一点也不孤独。但中国大陆人才外流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时间上晚于上述亚洲社会,因此中国在人才策略方面应对本土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显得更加紧迫。”范无病对父亲范亨说道,“然而,尽管人才回流对移民输出地十分重要,但是回流这个决策却未必能为这些出国多年的专业人才本身带来直接的收益。直接一点儿来说,一位硕士毕业的工程师在美国的收入,一般情况下高于他在中国大陆就业的收入,更不用说,今天大陆年轻人还要面对高房价、医保体系不完善、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等诸多经济压力。所以真要想从政策上吸引技术人才回流,代价是比较高的。”
范无病的话,让范亨听得连连点头,他认为儿子说得很实在,虽然说大陆近年来已经陆续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专业人才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及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的基础上,组织部推出了吸引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千人计划,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吸引千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工作,并建立几十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
此外,由中央及地方多部门合办的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从前年开始就已经成为常规活动,通过驻外使馆、学生学者组织等机构全球招募高端人才回流。
因此也并不能说政斧方面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有所作为,那也是不客观的。
“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趁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美国新经济尤其是网络泡沫破灭之后这个有利时间,回国发展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范无病对父亲说道,“因此以我的看法来判断,吸引留学生回流的关键,还是在于大陆有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今后发展的环境,而不仅仅是提供薪资上的一些优惠。如果只是看中高新才回来发展的留学生,未必就有多大的本事值得我们吸引他回流。”
“嗯,如今的海归中名不副实的人也很多,回来的大部分都是顶了一个海归的名头,在海外根本就混不下去的那种人。”宋晴深有感悟地说了一句。
众人听得连连点头,范亨也认真地考虑了一番,有些问题他是要通盘考虑的,就比如说范无病所说的通过建立科研发展基地以及类似的可以发挥海归专业人才的知识技能的各种高科技园区的提议,就很让他感到意动。
尤其是范氏投资集团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榜样力量,也让他觉得很有借鉴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历史原因,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遭遇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交叠,致使社会的结构转型更加剧烈和复杂,精英人才流失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大陆,曰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等地都经历过类似的担忧,并渐渐从焦虑中走出,用更加超脱的思维来看待全球化和跨国移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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