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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诏,从九品,即翰林院最低级的官员。
教授,从九品,负责督导地方上的教学与考试事宜。
这些官职里,像知县、中书舍人这些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要么有实权,要么可接触到朝中高官。可其他官职就实在太卑微了,与胥吏也差不了多少。而且这些官职一般都是世袭的,朝廷任命只不过走个形式而已。
朱由检见众人狐疑,便朗声笑道:“你们是不是嫌有些官职太小?朕告诉你们,任何官职都有他的用处,任何一个岗位,要想把它做好、做到极致,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且过去像县丞、主簿、典史这样的官职常常世袭,也不能升迁,朕认为这很不正常。自今日始,这样的官也要纳入吏部的考核之中,能者上庸者下。你们要是做得好,很快就可以升迁,入阁拜相也并非不可能。
“另外,朕让你们选官职,是想看看你们对哪种官职更感兴趣,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动力做好。若你选的官职,事实证明你不能胜任,朕也只要将你们降级罚俸,可要想好了再选哦!”
虽然如此,选择“知县”、“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待诏”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朱由检也预料到这种情况,反正这只是考生们的意向,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
但也有些考生,主动选择了更“卑微”的官职。比如朱由检颇为欣赏的熊汝霖,他的任职意向就选择了品级最低、低到没有品级的典史。他的理由是:典史掌握一县衙役,肩负着缉盗的重要责任。如今浙江一代倭寇猖獗,他情愿回家乡做个小小的典史,保境安民,维护大明海疆。
又如袁枢,朱由检后来才知道他竟是袁可立之子。袁枢却并不想倚仗父亲的职位与威望提携自己,而情愿做一个九品主簿。他认为现在各地衙门账目混乱,贪腐情况十分严重,户部收不上赋税,自然也会间接影响到边军粮饷的补给。如能让他做个主簿,他保证可在一个月之内将任何一个县的所有账目梳理清楚。
当然,最让朱由检欣赏的,还是黄宗羲给出的答案。这些官职黄宗羲全不要,坚持要去户部,哪怕没有官职,做个文书小吏也成。
黄宗羲认为朝廷的赋税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一方面,“天下之田赋日增”,并产生了三个严重的危害。一是“积累莫返”,即每次税制改革以后,不管怎么改,老百姓的税赋水平总是在提高;二是“所税非所出”,即田赋折银,在折银的过程中会有盘剥百姓的情形发生;三是“田土无等第”,即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也不管种植的是什么作物,一律按一个标准收税,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而在另一方面,大批的商人经商收入远超种田,这部分收入却没有或很少征税。朝廷以农为本没有错,但是赋税仍以田赋为主,实际上是鼓励农户弃农经商或是做工。如果粮食够吃,这倒也没什么;可现在连年闹饥荒,种田的人却越来越少,收成自然也连年下降,田赋则全压到继续种田的农户身上,那些经商赚大钱的商人富户却逃避了赋税,这又是极其严重的不公平。
因此黄宗羲坚决要求到户部任职,那样他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深入的调研,并提出一整套赋税改革方案。现在这个方案当然还没有,但黄宗羲已经提出一个原则,那就是“崇本抑末”。
所谓“崇本”,即是把农、工、商都视为立国之本、赋税之本,加大对工商业的征税力度,同时也要对工商业给予和农业一样的扶持。
“抑末”,则是凡和工农商不太沾边、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行业,如僧道、倡优;或是一些只能供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行业,如酒、丝、精制瓷器等,则应着力抑制,以免他们挤占过多的社会资源。
朱由检看罢赞不绝口,当即钦点黄宗羲为此次恩科的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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