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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学术界有一股审微思潮,思想家们认为,像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这一类的重大政治事件,不会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由微到著的过程。由此他们主张防微杜渐,将篡弑的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易传》通过阐释卦象和卦爻辞,参与了这场学术讨论。《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坤》卦初六为阴爻,有如阴寒之气初起,积久乃成坚冰,因此《易传》借阐释爻象来说明慎始防变之理。《系辞》在解释《噬嗑》卦上九爻辞时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噬嗑》是断狱之卦,上九爻处断狱之终,是罪大恶极无可救药之象。而之所以发展到为恶之极的地步,乃是因为逐渐由细恶积累而成。所以《易传》特别强调要从细微处杜绝大恶,《系辞》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君子知微知彰。”《系辞》又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几”是细微的征兆,它“离无人有,在有无之际”,处于刚刚萌芽的状态。《易传》要求“君子”在事物尚处于“几”的状态时就要有所觉察,做到见微而知著。《讼》卦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讼》卦坎下乾上,坎为水,乾为天,水性趋下而乾刚向上,天水相背而行,故有争讼之象。怎样才能消除争讼呢?那就只有将争讼消灭在起始阶段。《易传》还提出居安思危的思想,《系辞》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今日的危机来源于从前的安乐,今日的亡国是由于昔日长有天下的美梦,今天的祸乱是出于以前自以为国家已经治理得很好的错误认识。只有居安思危提前预防,才能真正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既济》卦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之。”《既济》卦本是成功的卦象,但《易传》作者却提醒人们居安思危,从中可见《易传》的防患意识是何等强烈。
《易传》和战国秦汉之际其他经传诸子关于审微的论述,为司马迁审视中国历史提供了一条有益的思路。司马迁写《史记》是要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而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就是他从中国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经验之一。司马迁说他审视历史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在从始至终这一段时间之内,他又特别重视事件的起始,勾勒出事件的由小至大的演变过程。《史记?太史公自序》:“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这是征引《易传》之语,以此向统治者敲响警钟。《十二诸侯年表》说:“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身为天子的殷纣王使用一双象牙筷子,这在其他人看来似乎算不了什么大事,但箕子一见就唏嘘不已,因为他已经从象箸上看到了殷纣王荒淫奢侈的苗头。据《鲁诗》的解释,《关雎》是讽刺周康王好色晏朝,周康王正处于西周成康盛世,为什么会有刺诗出现?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审微思想的生动体现,在西周盛世之中已经埋下了衰败的种子。在本纪、世家、列传、表、书这五种体例中,司马迁都贯彻了慎始防微见盛观衰的思想精神,他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大到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小到一个历史人物命运的沉浮起伏,都会有一个酝酿、积累的渐变过程。这种深观审微思想方式的运用,极大地突出了历史演变的因果联系,给《史记》带来了科学性和深邃感。
易传》在解释卦爻辞时提出了名小旨大的思想,这一思想堪称中国最早的典型理论。《系辞》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周易正义》解释说:“‘其称名也小’者,言《易》辞所称物名多细小……‘其取类也大’者,言虽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义类而广大也。‘其旨远’者,近道此事,远明彼事,是其旨意深远。……‘其辞文’者,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其辞文饰也。……‘其言曲而中’者,变化无恒,不可为体例,其言随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其《易》之所载之事,其辞放肆显露,而所论义理深而幽隐也。”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评价屈原代表作《离骚》时点化了《系辞》之语:“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是说《离骚》言辞简约深微,主人公志行芳洁高廉,诗中所写的虽是人们身边的一些芳草美人之类的小事,但其中所寄寓的却是关系到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意义深远的重大主题。文约辞微,文小指大,言近旨远,这实际上就是典型化理论。典型的特点就是以一当十,以少总多,小中见大,以个别反映一般,以特殊揭示f遍。《易传》是从占筮卦象中提炼出典型化理论,而司马迁则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将《易备》典型理论运用到《离骚》评论之上。
司马迁不仅用典型理论评价《离骚》,而且把典型化方法运用到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之上。他最擅长选择那些最能体现历史人物神髓的几个典型事件,以传神之笔写之,往往收到小中见大、言近旨远的艺术效果。例如,《管晏列传》的传主管仲和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簕主大业;确立了春秋霸主政治格局,影响春秋政治达两百多年。晏婴在历史上则以力谏和节俭闻名于世。对这两位大政治家,司马迁没有从正面记述他们的功业,而是拾取管鲍之交、脱越石父于困厄以及仆御交往的几件轶事,轻描淡写,而鲍叔的慧眼知人虚怀若谷,管仲的不规小节而成荣名,晏子的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乃至于越石父的极高品位、仆御之妻的深明大义,都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这篇传记的特点不在于记载历史人物的功绩,而在于举重若轻淡笔点染,烘托出传主的精神境界。就像是一个高明的画家,初不经意,淡淡几笔,就勾画出事物的特征与神髓,充满了无比的艺术情味。《管晏列传》简直可以作为一首意味隽永的散文诗来读。又如《魏公子列传》中的魏公子养士三千人,可以说他与每一位士林的交往都有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但是司马迁却只选取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四位来写。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这四位士林人物都隐匿在社会下层且又啸傲王侯,在魏公子所礼遇的士林中最具代表性,写了魏公子与这四位下层士林的交往,那么与其他士林的关系也自在不言之中;另一方面这四位士林人物都与魏公子生平两大功业——窃符救赵和存魏却秦息息相关。因而司马迁重点选择这四位下层士林小人物来写,不仅扣紧了魏公子与士林关系这一主线,而且也突出了魏公子的历史功绩。
看似初不经意娓娓道来,实际上却无处不体现出一位大作家的深刻艺术匠心。其他如《项羽本纪》载项羽一生经历七十余战,但司马迁只是集中笔力写了巨鹿之战、彭城之役和垓下之围。这三大战役的特点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写好了这几次战役,项羽勇冠三军、喑恶叱咤的英雄风姿也就跃然纸上了。《史记》中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司马迁是最能体会《易传》“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精神实质的人,把这一典型化方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史记》巨大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典型化手法的运用。
《易传》认为六爻吉凶因时而变,只有把握有利时机才能趋吉避凶,由此提出因时而行的重时思想。《乾文言》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亢龙有悔,与时偕极。”在《易传》作者看来,九三的自强与戒惧、九四的及时奋发,都是抓住了爻位的时机。而上九爻处于高危之位,却不能与时变通急流勇退,这必然会导致它由盛转衰,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其他卦的彖辞也反复阐明了重时思想。《大有》彖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豫》卦彖曰:“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豫》卦坤下震上,坤顺而震动,所以《豫》卦具有随自然而动的意思。“圣人”从中得到启示,随自然而动,因此能够做到“刑罚清而民服”,故而彖辞作者说《豫》卦顺时而动的意义非常重大。《随》卦彖曰:“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之,《随》之时义大矣哉!”《周易正义》解释说:“特云‘随时’者,谓随其时节之义,谓此时宜行‘元亨利贞’,故云‘随时’也。”其他如《大过》、《坎》、《遁》、《损》、《益》、《蹇》、《妮》、《艮》等卦都阐述了因时而行的思想。《易传》还用“时”的观点来讲汤武革命,《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汤武的明智之处就在于把握了一个好的时机--个“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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