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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奈特里夫妇的自由并没有过久的限制在哈特费尔德宅子里。对那些不得不活动的人们说,天气情况很快便得到足够的改善。伍德豪斯先生像以往那样,设法劝说女儿和所有孩子们都多留些日子,最后不得已,只好送他们全体启程,然后返回家来连连悲叹可怜的伊莎贝拉不幸的命运。那可怜的伊莎贝莱与她无比溺爱的孩子们在一齐消磨生命,眼睛看到的全是他们的优点,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她总是糊里糊涂忙碌个不停,倒是个典型的幸福女性。
他们走的当天晚上,一封书简送到伍德豪斯先生手中,是埃尔顿先生写来的。你是一封长长的信,口吻礼貌,格式正规,以埃尔顿先生最正规礼貌的客套话说:“迫于朋友急切请求,我拟于次日离开海伯里赴巴斯,并住数周。鉴于天气及事务等诸般不便,不能亲往伍德豪斯先生府上告辞为撼,多蒙盛情款待,感激之情常怀心间。如伍德豪斯先生有托,非常乐意从命效劳。”
为此,爱玛既感到极为欣慰,又吃惊不浅。埃尔顿先生此时离去正是她所企盼的。她很钦佩他想出这个点子,不过,对宣布的方式实在不敢恭维。这封信中充满了对她父亲的客气,却只字没有提起她,因而他的怨恨之情表达的再明显不过了。甚至在信的开头丝毫没有提到她。根本没有提到她的名字,这一切变化明显的惊人,起初她认为,如此一本正经地表示感激的告辞信函,不可能不引起她父亲的怀疑。
可是它却逃避了他的疑心。这次突然的旅行让她父亲感到极为吃惊,他便担心埃尔顿先生或许不能安全抵达目的地,然而并没有从他的语言中看出任何不平常的东西。那是一封非常有用的信,因为它为他们孤独的夜晚时光提供了思索和交谈的新鲜内容。伍德豪斯先生一再谈起他的惊慌,爱玛则以她惯有的机敏果断劝说他,让他安下心来。
此时,她决定不再让哈里特蒙在鼓里。她有理由相信,她已经基本上从感冒症状中恢复过来,她希望,在那位绅士返回之前,她也能从其他症状中恢复过来。第二天,她便去戈达德太太处拜访,去承受无可避免的赎罪仪式,那真是一件非常严酷的事情。她不得不将自己辛勤培育的所有希望全部摧毁——那个原来喜欢的人性格那么令人讨厌——她找承认自己大错特错,在这件事情上的想法完全属于判断错误,过去六个星期中所有的观察,所有的信心,所有的预测全都大错特错。
这种坦白又让她重新感到了最初的耻辱——看到哈里特的泪水让她产生一种想法:她再也不会喜欢自己了。
哈里特勇敢的承受了这个消息,没有责备任何人,从每个方面都显示了直率的性格和对自己谦恭的看法,在她的朋友看来,这些肯定特别显示出了她的优点。
爱玛的心境能使她对这种质朴和谦虚进行最高度的评估。所有的温情和依恋,似乎全属于哈里特的性格特征,她自己根本不沾边。哈里特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受到像埃尔顿先生这样的人爱恋将会是极大的荣誉,她绝对配不上。除了伍德豪斯小姐这样对她偏爱和慈祥的朋友,任何人都不会认为有这种可能。
她的眼泪潮水般涌流出来——她的悲伤那么真诚而毫无虚饰,在爱玛的目光中,任何尊严都不能比它更加令人肃然起敬。她倾听她的诉说,以自己的全部诚意和理解设法安慰她,当时她真的感觉到,在她们两人中间,哈里特相比之下更加优越,为了她自己的利益和幸福,若能摹仿她便胜过了天才或智慧。
天色不早了,不能继续傻待着,她离开时,她脑子里留下了先前显示出的卑微和谨慎,她克制住自己的想象,让它一辈子也不再出现。她此时的第二项职责便是竭力改善哈里特的生活,使之舒适愉快,对她来说,这是仅次于她父亲要求的紧迫需要。她要用处了做媒之外的最好方式,证明自己的爱,她比她带回哈特费尔德宅子,想她表示出一贯的善意,努力帮她解闷,让她感到高兴,以读书和交谈将埃尔顿先生从她脑子里排除出去。
她懂得,要想彻底完成这件事,必须有充足的时间。她认为自己在这类问题上的判断总的来说不偏不倚,尤其不会同情对埃尔顿先生的恋情。不过在哈里特这样年级上,从希望彻底幻灭到恢复镇定,这个过程或许在埃尔顿先生回来之前便能完成,然后让他们在普通场合会见,而不致冒感情外露的危险,也不致激化她的感情,她认为这样的推测是合情合理的。
哈里特的确认为他是个完美无瑕的人,还坚持认为没有那个男人在人品和美德方面能与他相提并论。结果证明,她超越了爱玛预见,坚定的爱上了他。不过在她看来,这种情感到头来是单相思,这是非常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以她的领悟力,她也认为不可能长期持续。
埃尔顿先生返回来后,不用质疑的会显出冷漠,她毫不怀疑他渴望这么表现。她不能想象哈里特看到他,回忆起他的过去,会继续浮现出幸福的表情。
他们定居在一处,毫无选择的生活在一处,对每个人,对他们三个人都是件坏事。他们之中没有哪个人有能力搬迁,也没有能力对生活圈子产生重要影响。他们不可避免的要经常见面,长期相处。
在格达德太太那里,哈里特那些伙伴们长舌会使她更加不幸,因为埃尔顿先生是全校教师和高年级女生崇拜的偶像。所以,只有在哈特费尔德宅子才允许她听到他的消息,而且应定进行冷淡处理,事情要讲得令人厌恶。爱玛认为,在哪里摔倒就应当在哪里爬起来,只有看到哈里特走上恢复之途,她心里才会真正感到坦然。
弗兰克·丘吉尔先生并没有来。原定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却突然收到表示不能成行的致歉信,韦斯顿太太自然感到难过。目前他不能抽出身,这让她感到“特别难过,非常遗憾。”不过他仍然“盼望再不远的将来能访问朗道斯宅子。”
韦斯顿太太感到极为失望,虽然她对于能不能见到这位年轻人并不抱很大希望,可是她此时比丈夫感到更加失望。对于一个天性乐观的人来说,尽管希望的事情并不常常实现,可并不会因此感到沮丧。目前的失败过后,便再次开始希望。有半小时光景,韦斯顿先生感到吃惊和难过,但是,他接着便认为,弗兰克在两三个月之后再来,会更好些。那将是一年中比较好的时光,天气也好得多。毫无疑问,到那时,他便能与他们在一起多待些时日,肯定比现在匆匆来访能多住些日子。
这种感觉很快便让他恢复了坦然自若的感觉。韦斯顿太太天性多虑,她与见到的只有再一次重复致歉,再一次拖延行期。无论如何,她担心丈夫会因此感到痛苦,可她自己因此感到的痛楚更加严重。
爱玛除了替朗道斯感到失望之外,此时没有心思认真考虑弗兰克·丘吉尔先生不能来访。此时她没有兴趣于他结识。她希望不受任何诱惑,保持心灵的安静。不过,她仍然需要像往常那样,在正常交往中露面,她谨慎的表达了对目前情形的关心,热情的分担了韦斯顿夫妇的失望,因为这自然属于他们之间友谊的一部分。
她是向奈特里先生通报这件事的第一个人,作为圈内人——或者还有更不平凡的关系——她对丘吉尔家控制他的行为表示了正常范围之内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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