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梵志年代新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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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遗书出世到现在，对王梵志作品及有关资料的辑录、校勘、结集，成就比较突出’而在诗人身世和作品本身的研究评论方面，则比较少。关于诗人生卒年代仍异说纷纭。

各种拟议大致如下：

《太平广记》引佚书《逸史》中的神话性传说，说王梵志生“当隋文帝时”。唐代《桂苑丛谈》依据另一佚书《史遗》仅笼统地叙为“当隋之时”。1928年，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根据这两条资料，提出“梵志的时代约为590到660年”的首议。他没有论证，只是一种认定。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其生年约当隋、唐之间（约590到660年）”这完全是同意胡适的认定，也未论证。对胡、郑的这种认定，日本不少学者也是同意的。小沼胜卫所编《隋唐盛世》就在《初唐诗人》中叙及王梵志，以为他同王绩、王勃等是元白平易诗风“出色的先辈”。内田泉之助《中国文学史》，（1959年）、仓石武四郎与须田祯一《中国古典文学全集》（1960年）、加地哲定《中国佛教文学研究》（1979年）等也都持这种意见，同样也未论证。

对王梵志生年较为细致考核的首推张锡厚。他在《敦煌文学》（1980年）中依据《逸史》和《史遗》认为：“王梵志生年的上限是隋末唐初”；又依据苏1456号卷中“王梵志回波乐”的标题，认为王梵志作诗的时代主要在初唐；再依据无住和尚（714-774年）能在成都读到王梵奉的诗，认为王梵志的创作“最迟也不会晚于盛唐”。我们觉得这种论证仍嫌宽泛。

《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有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有这样的结论：“这些诗反映的社会历史现象，起于唐初武德四年，止于开元二十六年。诗人王梵志也必然活动于这个时期。”“王梵志活动的上限是初唐武德年间，而最迟不晚于开元二十六年。”这是在王梵志系年诸说中较为具体而又有一定说服力的，只是宽泛性仍大。

张锡厚同志《王梵志诗校辑》（1983年10月）关于诗人系年的结论是：“总之，无须更多地罗列类比，王梵志的创作实践有力地说明他是唐初的通俗诗人。”这个唐初的界线，也是上自武德四年，下至开元二十七年。

国外另有几位学者基于王梵志生于树瘿传说的荒诞，摒弃“当隋文帝时”或“当隋之时”的资料，另谋新议。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入矢义高教授和法国戴密微教授的拟议。入矢氏1955年提出：没有王梵志其人。古籍所记载的王梵志的诗和事，不是统一于一个作者，而是集许多无名诗人的诗作和行迹系于并不真实的一位无名诗人，他或者是天宝、大历年间人，或者是唐末五代人。这一看法，1980年还被日本学者游左昇等介绍支持。1973年，戴密微又提出王梵志的诗只能是“创作于8世纪”，他同样认为王梵志是不止一位民间诗人的多人复合。

我们说，对于“当隋文帝的”或“当隋之时”的记载，无论胡适、郑振铎的确信或入矢、戴密微的否定，都是一种主观认定，缺乏准确有力的论证。初唐这个范围的论证可惜还宽泛。

吴其昱先生，早在1958年就注意到p.4978《王道祭杨筠文》对拟测王梵志年代的重要价值而撰文介绍。笔者未见到吴先生的原作，只是读到《王梵志诗校辑》节译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的一段文字：

我读到现住巴黎的中国吴其昱氏发表在《通报》（1958年总第6期）上的论文，强烈地感到他也是个同好者。吴氏就国民图书馆的伯希和携来的敦煌文书第4978（3）号写了题为《王道祭杨筠文》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可以见到王梵志的名字。这是过去谁也没有注意到的珍贵史料，在王梵志的年代考订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里没有提到吴先生就此资料所作的研究。戴密微《汉学论著选读》提到吴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时说：吴其昱在《通报》（1957年）的一篇文章里建议把寒山的生卒年定于600年前后。但问题并没有有解决，吴本人也倾向于把他推到8世纪，像王梵志一样。

1957年时，吴先生以为王梵志的年代是8世纪。我们不能得知吴先生是怎样得出8世纪的结论的。本文却从p.4978得出异于他说而非常接近胡适拟议的结论。

《王道祭杨筠文》

维大唐开元二七年，岁在癸丑二月。东朔方黎阳故通玄学士王梵志直下孙王道，谨清酌白醪之奠，敬祭没逗留风狂子、朱沙染痴儿、洪农杨筠之灵。惟灵生爱落荒，不便雅语。仆虽不相识，籍甚狂名。前度承闻尚书阿盖婆迸蒙见用，计兹果报天恩。不为君口子合思而自将，岂得重烦圣德。谚云：何年窠里觅兔计，君几许痴心，鹳鹆上于铁牛，选场中岂（以下残佚）

这篇残文中虽然还有许多意思看不懂，但是总会看出一些信息，特别是所言时间和地点。任半塘先生欣喜地说：“这里给我们留下了铁证!表明开元二十七年，王梵志早已下世，他的孙儿已能为杨筠作祭文，那么说王梵志的代至迟也要早于开元。”赵和平、邓文宽、张锡厚诸君的有关文章与此同。各位先生对“开元二七年”一语，只喜其有，未审其实。然而这句话大有讹误。

开元二七年的干支不是癸丑，而是己卯。所以“开元二七年”之语必误。我们用如下的推理试图探求致误的原因。

对古人言，把干支同年代数目全部致错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们认为这里干支不误，错在年号和数字两项。癸丑和己卯，字形相去甚远。两者的顺序不仅不相连接，而且相隔很大。己卯距上一轮癸丑相差26年，距下一轮的癸丑相差34年。所以本应是己卯而误写为癸丑的可能，可以说简直没有，因此我们深信癸丑的干支不误。

隋唐两代，癸丑的属年共有6次，依次是：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唐玄宗开元元年，唐代宗大历八年，唐文宗大和七年，唐昭宗景福二年。其中只有“开元元年”一次，与“开元二七年”在事理和字面上有相同之处，其余5处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所以怀疑“开元二七年”是“开元元年”的误写。

但是，开元元年的属月只有十二月，十二月之前，年号是属于玄宗先天二年。因为先天二年十一月，群臣上尊号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才诏令改元开元；如果王道祭杨筠在该年二月，是本应书为先天二年二月的，则与“开元二七年二月”的字面差失又较大，这又是疑中之疑。

但是，如果《王道祭杨筠文》不是当时的书写原件，而是开元元年十二月改元后的另抄件，特别是据记忆而写的文字，那就有可能把原应写的先天二年二月误写成开元二年二月，因为此时实际上已是开元年号了。这如同我们把1984年2月的日子，到1985年书写时，会误写成1985年2月。

开元二年的“二”字，又可能承“元”字而误重，即误为开元元年。元字的头部就是二字，也容易顺笔势重写成元字。元字底部的撇笔，如果是顺势在前一笔长横之后带笔连写，就会同下一笔的竖弯钩误交。这样一来，后两笔的形迹就不是本应写的儿字，而误成很像七字。我们在写字潦草者的笔下，常见到把元字（甚至把无字）写成元之类的形体，在竖行文字中，这个形体也就很容易被看成二七两个字了。这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开元二七年，岁在癸丑二月”，很可能本该是“先天二年岁在癸丑二月”。先天二年二月，其时是公元713年，约在阳历1月。

如果《王道祭杨筠文》时间确在开元元年十二月，即恰在改元之月，p.4978无论是当时的原件或以后的复抄件，则年号不误。但元年仍有可能误为二七年。而十二月的十字脱夺也属考虑之列。这样，这件事的实际阳间，也可能是开元元年十二月。经查纪年表，时当开元元年十二月十日这一天，是公元713年12月31日。致祭在哪一天不详，从月首到月尾的最大反差是三十天，所以这一考虑所系时间，在713年12月21日到714年1月20日之间。

如果致祭在开元二年二月或十二月，二年仍可误衍为二七年，十二月仍可漏字为二月。开元二年的干支为甲寅，但它是紧接在上年癸丑之后，囿于习惯沿用癸丑的可能也有。开元二年二月的换岁仅两三个月，系于旧干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开元二年二月约为714年1月。开元二年十二月约为715年2月。

以上几种可能，时间约在713年1月至715年2月之间。我们不妨就以原件癸丑系年的713年（先天二年或开元元年）作为王道祭杨筠的近似真实时间。

本文这样分析开元二七年的误因，在敦煌文献校勘中有无实例可作旁证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