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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前……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歌是学陆放翁与吴 梅村”(《我的创作经验》。《刁斗》1卷4期,1934年12月15日出版。)。
这里也开设了外语、心理学、地理、植物学等新式课程。课余,他还去帮刘寿锦大叔办贫儿学校,施放粮米。
1918年6月,老舍以优秀成绩、优良品质,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永远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但他的自学远没有结束,近五十岁到美国后,也还在不断学习,认真研究着福克纳等作家的经典作品。
反映为小说里的世界,他的多数优秀作品都固执地把背景选在“北平”。幽深的胡同、嘈杂的茶馆、破败的大杂院,市民风俗,世态人情,都是她的象征。
1918年7月,经老师推举,被委派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校长,这时他19岁。赴任前,他和母亲一夜没合眼,他对母亲说:此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就任后,老舍力主改革,对学生采用新教材,开设新课程,实行新的管理办法,用新思想启发、教育学生。
他吃住在校,参加各种活动,浇花种草,深得学生家长称赞。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天是星期日,他像往常一样在学校,不知道,第二天上课时,才听说了,受到极大震动,思想、感情发生很大变化,从此“装备”了一双新的眼睛和一颗新的心灵,打破了原先相对局限而闭塞的世界,来开放性地观察、体认这个社会了。
他后来是这样说的: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我可能终生只是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决不会想到去搞文艺,做作家,敢于怀疑圣人,知道应该反抗谁、反抗什么,并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选取不同于才子佳人类型的题材,去批判黑暗了。
1920年9月,老舍被任命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除了处理公务外,还要进行调查,把发现的问题写成报告,提出解决方法。但是学务局一片死气,人们都不喜欢这个年轻人,对他冷嘲热讽,他们关心的是做交易、捞油水、抢肥缺,维持现状。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大部分就取材于这时候的见闻。
到1922年时,老舍收敛起锋芒,变得苦闷消沉、心灰意懒了,常去看戏、打牌、逛公园、喝酒,只是不嫖。那样,“当深夜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地放到荒唐鬼之群里面去”。
这是许多年轻人渡不过去的“关”——人生中有一段“危险时刻”,是用来历练心志、情性的,过不去的人就会栽下来。
母亲很为他担心,觉得治疗儿子弊病的办法就是给他说个媳妇,便开始了张罗。找到—个佐领家的不识字的小姐,长得好看,办妥后才告诉儿子,更让老舍苦不堪言,头一次和母亲大吵一顿。
当时,老舍正与刘寿锦大叔的女儿产生了甜美的恋情,又怕母亲伤心,为退婚陷于苦恼。在姐姐的帮助下,才解除婚约。老舍本人则大病一场,脱光了头发,害得半年不敢脱帽。
养病期间,他终于有了悔悟,决心戒除不良嗜好,觉得像现在这样,清闲而报酬优厚,只能毁了自己,该找些正经事做,便义务担任了刘寿锦贫儿学校的教员,学会了打拳、练剑。
1912年,老舍领洗人教,做了一名基督徒,隶属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当过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主日学主任,还写过一篇《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宣传“华人自办教会”,主张自培自立。这是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可惜没能存留下来。
他又参加英文夜校的学习,义务为它做些服务,在这里认识了后来对他有巨大人生影响的许地山、白涤洲和夜校主持人刚由英国回国的缸瓦市监督教会主持、北京监督教联合会会长宝广林,一起讨论教育、文学、宗教和改造社会、为社会服务等问题。
即使这样,他依然受到冷遇和申斥,龌龊而乌烟瘴气的官场,容不下老舍不亢不卑、不吹不拍的“穷酸味”。他愤然辞职,去了天津南开中学做国文教员。原先他一月赚一百多元,现在只能到50元,可是他很快活,接触的是可爱的学生,在学校活动,做的事多,有规律。
南开中学思想活跃,自由气息甚浓,老舍在这里恢复了自信,遇到了颇有魅力的基督教绅士张佰苓教授。张也曾激励过学生时期的周恩来,后来老舍和周的交情,可能始于对张共同的感激和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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